台灣據說依舊還是與美國聯合的世界反恐體系的一員。曾經在一場對付「恐怖主義幫兇」政權的戰爭中，台灣的中東籍人士受到警察監控，媒體興起一陣訪問回教教士的風潮，保險公司忙著調升戰爭險的額度，航空公司則欣然接受政府的補助。眾人都忙著反恐，基地組織成為全島最知名的NGO，各個政府機關也迅速地幫自己裝備好各種反恐機器。
在一場充滿了好萊塢英雄式勝利與全世界其他掌權國家羞憤的伊拉克戰爭之後，終於具有世界反恐龍頭地位的美國人說了：反恐活動仍將持續。
雖然同樣的事件若在以色列發生，後果可能是種族仇恨的升高與無辜百姓的喪生，但是在台灣，接連兩次的汽車炸彈衝撞事件，則只是剛好代為啟動了警察的「反恐機制」，國安系統也適時到場關切。這兩起事件在形式上曾被（似乎在世界其他角落也依然被）人認為是恐怖行動，而終於以個別民眾「死諫」的形式在媒體上定讞。
恐怖主義與死諫有什麼分別？在國家之內，再激烈的抗議，都會被認為是存心良善的，也就是對國家有建設性的行為。在像台灣這樣一個家父長制度的國家內，接踵而來的問題毫無差池地是怎樣撫平抗議者所代表的傷痛，怎樣更完善地馴養駕駛人不致於再發生類似的事件，以及怎樣要求政府作為一個更好的大家長，讓國民更有家教。
而恐怖行動則是以特定國家為敵人的鬥爭，只不過國力強者對國力弱者的行為不在此限，就如同死諫必須是臣屬的人民對統治的國家的行為，恐怖行動是在既成的國家階層體系之下，弱者對強者的極端鬥爭形式。這些行動被認為卑劣，狂熱，不理性而懷有惡意。是破壞世界秩序的兇手。
相較之下，恐怖主義卻正是更高等級的死諫。它明擺出了世界統治體系不公義的現實，由地位低落的第三世界國家向先進國度進行最極端的反抗。這種行動的終極目的所在之處，不正是冀望一個更加平等的世界體制嗎？這樣看來，不正是那些對世界體系的維護最有興趣的反恐盟邦們所更應該重視，應該支持的？
或者，那個反恐的機制所做的就正是這樣的重視，這樣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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