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任何東西都可以作為商品出售
全球化經濟如何導致世界水資源危機如果說水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物質,那麼它究竟應該被視為是基本「需求」,還是基本「權利」?二○○○年三月在海牙舉行的「世界水資源論壇」上,五千七百多位與會者對此進行激烈辯論。從論壇的名稱來看,可能會以為這是一個由聯合國組織舉行的保護水源會議。不過完全相反,這是一個由商業遊說團體「全球自來水公司公會」(Global Water Partnership)、世界銀行,以及世界著名的水利產業巨頭們發起的會議,會議討論的重點是如何在全球的水利產業中牟利。
儘管聯合國官員也有參與這個論壇,同時也組織一百四十多個國家的部長級會議作為論壇的一部分,但他們在這裡顯然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是那些大型企業,它們自稱能在這場世界水資源危機中扮演救世主的角色。這些企業包括產業巨頭斐凡迪和蘇伊士集團,還有食品加工業中著名的雀巢公司(Nestle)和聯合利華公司(Unilever)等瓶裝水生產商。
究竟水是「需求」還是「權利」的辯論當然不只是簡單的語意學問題,辯論的核心問題是誰有責任確保人類享有淡水──這個生命之泉?是市場還是國家?是大型企業還是政府?若不是一些小型社團在場,這場辯論很可能根本不會發生。在「藍色星球計畫」這面旗幟下,來自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環保、勞工、公共利益組織的代表們堅持水應該是基本人權之一。
但是論壇的發起團體持有相反的觀點。他們希望將水定義為「需求」,這樣民營企業便可以有權利在市場上賣水謀利。另一方面,如果水被定義為「人權」,那政府就有責任保證人人都有用水權利,企業就不可能從中獲利了。最後,各國政府的代表還是讓步了,在部長級會議最後簽署的公報中,水被定義為「需求」,而且根本不去提水是普遍的「權利」。
在世界水資源論壇上發生的這一幕等於宣稱水再也不是公共資源了,這是對二十世紀人類追求民主的打擊。畢竟現在已經是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並訂出「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時代了啊!這些是過去二百年來人類為了民主而奮鬥最輝煌的成果之一,然而,在二十一世紀初,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經濟和政治菁英們已經不承認水是人類的「權利」了。既然水被定義為「需求」,那麼按照市場經濟的供需法則,一個人能否得到水,就只取決於是否有足夠能力購買了。
為了理解這一切,我們必須剖析全球化經濟正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社會和國家。畢竟這個面臨水資源危機的世界是由於跨國企業操縱全球經濟造成。在這個全球化經濟的時代,政府已經大大放棄維護公益的責任,而且對企業利益的重視凌駕對公益的重視。只有了解全球化經濟背後的推動力,才能真正了解目前這場世界水資源危機,才能找出解決的方法。
全球化經濟當前主要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全球化經濟,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現由企業和金融市場制定經濟規則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對冷戰後握有權勢的人來說,他們最有興趣的不是推動民主或生態保護,而是經濟自由。結果是造成整個世界有史以來的大轉變。這場大轉變的核心對人類生活在各方面進行全方位的攻擊。在全球化的經濟市場中,任何東西都可以作為商品出售。即使過去認為維持生命中不可侵犯的部份,例如健康和受教權、文化與傳統、遺傳密碼與基因,甚至連包括空氣與水在內的自然資源,現在都可能被當做商品。
其實全球化經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五百年前,當時歐洲各國的皇帝為了爭奪亞洲、非洲和美洲的自然資源,例如金、銀、銅以及木材的控制權,展開激烈競爭。那時,諸如哈德遜灣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和東印度公司這樣的輪船業巨頭可以算是跨國企業的祖先,這些擁有特許營業執照的跨國企業,根本的使命就是搜刮世界各地的資源,來為各自的君王追求商業利益。在以後幾個世紀裡,隨著新技術出現,經濟發展對資源的需求不斷改變,但這種全球化經濟的基本模式並沒有太大變化。
現在,特別是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這種全球化經濟的模式正在加速發展。在此之前,以及二十世紀大部分的時間裡,世界經濟可以分為兩個互相競爭的模式,即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至少從象徵性的意義上來講,柏林圍牆的倒塌和冷戰結束宣告了資本主義的勝利,以及兩極經濟時代的結束,從此資本主義在世界經濟中占了統治地位。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主要工具,跨國企業以極快的速度開闢新市場,並往世界各角落推進。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迅速成為工業化超級大國。因為產量過剩,所以美國積極開拓海外市場,並向全世界輸出自由市場制度和價值觀。這個意識形態在之後的數十年裡逐漸成形,並在一九九○年由一個位於華盛頓的保守派智囊團: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約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命名為「華盛頓共識」。這個所謂「共識」的特徵是排除政府對貿易、投資及金融體系的干涉,而這也成為世界新秩序的基礎理念。按照這個理念,必須讓資本、商品及服務業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動,而不受政府的干涉和限制。這個理念的核心認為資本利益高於公民的權利,因為這個理由,華盛頓共識有時也被稱為「民主延遲」,因為它不承認「人的民主權利高於一切」的原則,而這個原則正是「世界人權宣言」及其附屬國際協定的核心。
這個經濟自由化的理念是建立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鼓吹的幾條原則上。三邊委員會成立於七○年代初期,彙集三百二十五名來自各國的經濟和政治菁英,包括一些企業和銀行的執行長、已開發國家的總統和總理、政府高級官員、擁有類似想法的學者以及媒體人。在他們公布的一份主要報告《民主危機》(The Crisis of Democracy)中,他們認為當前根本的政治問題與政府治理模式有關,在現在的制度下,已經出現過度民主的現象。
這些菁英們發展一個重建全球經濟的藍圖,並創立它們的監理機構:包括在二戰後布列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決定在一九四四年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一九四七年成立的關貿總協定與隨後一九九五年取而代之的世界貿易組織。菁英們一再強調,為了建立一個無邊界的世界,必須大規模地降低關稅和非關稅的貿易障礙,尤其是紡織品、服裝、鞋、電器產品、鋼鐵、輪船以及化工產品貿易的障礙。當時第三世界國家正面臨日益沉重的債務壓力,菁英們趁機建議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實施「結構調整計畫」(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要求它們大幅改變經濟和社會政策,以符合全球自由市場的規則。
在全球經濟重整的議題上,這些菁英們的確加速全球化經濟的發展,尤其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他們完全繞過聯合國,將自己視為建立世界新秩序理念的當然領導人。後果造成一個由新興全球貴族主導的世界經濟,不但造成人類的苦難,還逐步摧毀自然。
編/譯者:張岳
語言:中文繁體
規格:平裝
分級:普級
開數:25開15*21cm
頁數:384
出版地: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