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花是春天的一縷縷魂魄嗎？/冬眠雪藏，春光略露些許/櫻花則一瓣一瓣地應和開放/艷美而迷幻，音樂響起/萬物在珞珈山上依次驚醒復活”
在武漢大學詩歌朗誦會上，李少君讀瞭他的《珞珈山上的櫻花》。30年前，他就曾這樣在櫻花樹下朗誦他寫的或別人寫的詩，曾是第一個站在珞珈山講臺上開詩歌講座的學生。
如今，櫻花已謝，珞珈山上一片新綠，當初少年也年近五十，現已是位詩人、作傢、主編。這幾十年間，李少君經歷過校園詩歌的盛況，也見過它的落魄，而今也迎來瞭“轉折”——校園詩歌仿佛又熱鬧瞭起來，詩歌活動一茬接著一茬，越來越多的人參與或圍觀。
在這熱鬧之處，校園詩歌兀自哼著高高低低的旋律，回響著時代的聲音。
呼嘯而過
校園詩歌並非在上世紀80年代產生，卻在那時風頭最盛。
在1983年的北京大學裡，走在林蔭道上，會時不時聽到詩歌朗誦和吉他聲。
臧棣那時剛入校不久，便趕上瞭由五四文學社舉辦的未名詩歌朗誦會，那是場名副其實的盛會，百年大講堂2000多個座位以及走廊被擠得透不過氣來，擠不進去的幹脆站在窗臺上，當然也還有扒都扒不進來的——詩歌，一場年輕人的狂歡。
幾乎同時，上海、武漢等各地高校的詩社也雨後春筍般冒瞭出來，而跨校的詩歌交流成瞭連接彼此的精神紐帶。“一說我找誰誰，我看過你的什麼詩，就瞬間成瞭哥們兒，走，吃飯喝酒去！”說起這段往事，臧棣言語間別有一番江湖義氣。
如今，53歲的他已在北京大學做瞭21年的教授，同時仍是多產的詩人。兩次見他，他都穿著那件洗舊的牛仔褲，兩手插著衣兜，走起路來輕快自在，談笑間自然流露的真性情讓人覺得詩人就該這般模樣。
而30多年前北師大的校園詩人侯馬，如今一身警察裝扮，現為一位公安戰線的領導幹部兼詩人。可以說，他成為一名警察是機緣巧合，而成為一位詩人是因為天賦，也因為“不服”，“那時我極其自負，覺得讀到的詩根本不好。雖然各個時期我都有很多喜歡的詩，但總體上我對他們那些詩非常不服氣，我知道我要寫就一定寫得比他們好”。
1986年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展過後，以曾經的和在校的校園詩人為主的“第三代詩人”已開始反叛朦朧詩的宏大敘事和過度隱喻，熱切探尋詩歌的新出路。大二在讀的侯馬也開始尋找自己的“聲帶”，當時男生宿舍裡也常為詩歌爭論到深夜。後來，侯馬曾在詩中寫道：“今日想來，我們從鐵獅子墳/暗暗領受的似乎正是文學的使命。重塑/一種古老的精神於當世。”
“‘文革’結束後，過去所扭曲的人性在逐漸恢復，近現代西方文化思潮開始在國內傳播，使得20世紀80年代出現各種文化熱，而詩歌由於形式的原因更易成為表達精神訴求的載體。”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榮光啟認為，與其說當時的學生“崇拜詩歌”，不如說他們對國傢、社會和人類充滿關懷，詩歌是種便利的表達方式。
然而，這場詩歌狂歡在海子自殺那年結束瞭。
那年夏天，西渡畢業。一位女同學在他的畢業紀念冊上寫瞭句簡短有力的話——“絕不嫁給詩人！”一個時代落幕。
暗流湧動
1990年代新一輪經濟大潮洶湧而來，中國社會的價值取向“世俗化”，詩人則徹底“被拍在瞭沙灘上”。“那時社會崇拜的是商人、有錢人，有的詩人都不屑於說自己是詩人，覺得窮酸氣。”《詩刊》副主編、詩人李少君說。
彼時，北京大學未名詩歌朗誦會的地點也發生瞭極富戲劇性的變化。先是從百年大講堂轉移到容納400人的電教報告廳，後又撤至容納300人、條件簡易的二教，最後退守容納150人、設施極其簡陋的生物樓……其他高校的狀況概莫如是，甚至更為慘淡。校園詩歌的冠冕就這樣從無上“神壇”一階一階地滾落。
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新在其所著的《20世紀中國新詩史》中寫道：“90年代以後，詩歌除瞭原先的壓力之外，又受到瞭物質主義、享樂主義大潮的沖擊。真正的詩人越來越少。”或也因此，記者在尋找聯絡90年代“在現場”的詩人時也頗艱難。
但終究還是有的，比如詩人胡續冬。
“氛圍不是說到瞭某個時間點就一下子終結瞭的。”胡續冬在1992年進入校園，在他的記憶中當時校園裡寫作閱讀上的“傳幫帶”現象尚在，一批詩人在校園內死寂的文化土壤中倔強地昂著頭，夜起誦讀，飲酒論詩，結交豪士怪客，睥睨世人。“但支撐這個氛圍的很多支點沒瞭，就顯得比較尷尬。”胡續冬說。
好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詩歌，一代青春也自有其姿態及意義。這種無人喝彩的尷尬，倒促使胡續冬等開始思考些超出所謂“校園范兒”的東西，“比如到底需要以什麼樣的寫作姿態、寫作策略來回應正在發生的社會劇變”。大約在1994年，他們約好瞭似的，幾乎同時由高蹈的才氣型寫作轉向冷靜的分析型寫作，從狹窄的抒情傳統邁進瞭現代詩藝的門檻，“投身於一種當時心目中更復雜、更具反諷意識、更有歷史縱深和日常細部的寫作之中”。
“當時整個詩意系統發生瞭變化：朦朧詩的詩意更多來自‘意義’，第三代詩人反對這種‘意義化’詩歌，更傾向於語言本身。而90年代詩歌更註重內在的詩意，更深入生活和心靈。”沈浩波說。
沈浩波，鋒利、激進，是20世紀90年代繞不過的一位詩人，也是爭議頗多的一位詩人。
1998年，他在讀大二時，先後結識其師兄侯馬、伊沙、徐江等人，開始有意識地摒棄原先的學院派寫作傾向，逐漸接受口語化的詩歌寫作，並在同年寫瞭《誰在拿90年代開涮》一文，掄刀砍向“知識分子寫作”，氣勢逼人，不留回旋餘地，也成為第二年爆發的“盤峰論爭”的重要導火索。在這場詩歌界的“華山論劍”中，“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的對立，頗有些“廟堂之高”和“江湖之遠”的意味，爭論不止，影響甚廣。
臧棣曾這樣評價胡續冬、沈浩波為代表的“70後詩人”，問題不在於70後詩人寫得有多出色。他們中有許多人越寫越好，早已走出瞭前幾代詩人的陰影。問題也不在於70後詩人是否找到瞭有別於前幾代詩人的詩歌領域。他們的詩歌疆域寬廣得令當代詩歌史吃驚。
乍暖還寒
“一下子很多詩人冒瞭出來。” 詩人肖水在新世紀之初驚訝地發現。
這和當時網絡的興起不無關系。“那時詩歌寫作是比較大眾的。一個寫作者隻需在論壇裡貼出作品，若是有一定水平，很快就會為人所知、為人推崇，成為知名詩人。他們的文化程度、社會身份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榮光啟說。
但相較於網上的熱鬧，曾負盛名的復旦詩社卻庭院寂寂。
“據我所知，2003年時高校詩社幾乎都死掉瞭，當時真正有活動的隻有北大和復旦。”肖水回憶，當時的復旦詩社“彌漫著高傲的小資情懷”，也是奄奄一息，“沒有任何校園活動”。
2004年，肖水到復旦大學讀研，在翻看詩社刊發的詩集時發現，詩社成員中居然隻有5個人的名字，包括他的，盡管他之前並沒加入過詩社。於是肖水給當時的詩社社長、大一學弟發瞭條短信，大意是“我來幫你吧”。學弟回復他，“你來做社長吧”。
隔天，學弟就把一個塑料袋扔到瞭肖水面前，裡面隻有兩件東西：社團管理條例和入社會員資料。“他說‘你是社長瞭’，於是我就成瞭社長。”肖水說。
在肖水的努力下，復旦詩社在2005年後漸漸有瞭些起色。
此時的武漢大學浪淘石文學社主要靠“傳幫帶”的形式維持，“社裡每一屆都能出現至少一兩位優秀的詩人，即使在我畢業後也是。”2008年入讀武漢大學中文系的詩人王傢銘說。
除王傢銘，王磊、王琦、韓伯嘯、董金超等武漢大學校園詩人也給當時已在武漢大學文學院任教的榮光啟留下瞭很深的印象，“他們比同齡人多瞭一份對人生的關切、對自我生命的審視和思慮。他們的寫作傾向智性、抒情，追求技藝，文本多略帶晦澀，可以說有一定的‘知識分子’特征。這不是他們故意效法什麼陣營，而是他們的青春、學識和才氣使然。”
在榮光啟看來，同時期的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的詩人，也多少帶有此種風格。“我認為這是校園詩歌的優勢。這種優勢主要體現在對詩藝的某種自覺”。
有詩待和
前段日子，校園裡的玉蘭花開得喜人，劉晨陽便即興寫瞭首《沁園春·詠華中大玉蘭》：
是倚香衾，是種霞雲，是誤夢涯。是粉綃一翦，九重疊碧，唾塵嬌鳥，時與人排。是墮瓔魂，素娥千隊，天遣霓裳試玉骸。盈盈裡，是春心枝上，但為君開。
1997年出生的劉晨陽，是華中科技大學物理拔尖班大二學生，也是該校夏雨詩社現任社長，寫起舊詩來很是應手，往往一揮而就。用他的話來說，“大概是血脈裡有屈原、李白、杜甫、蘇軾的傳承”。
像劉晨陽這樣的校園詩人如今不在少數，他所在的夏雨詩社、復旦詩社等校園詩社一掃曾經的“門庭冷落”，成員已漲至百餘人。而校園詩歌節、朗誦會、講座等活動也引來更多關切的目光。
其中緣由，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薑濤認為，“經過這麼多年經濟的高速發展，文學的需求正在慢慢復蘇。而校園中的95後們一般從小學詩，文學素養都比較好，視野更加開闊，起點就很高。另外，他們這一代一方面不會為溫飽憂慮，但另一方面也面臨著社會轉型變遷中的很多無奈，他們的內心更豐富也更復雜，與內心有對話感的詩歌就容易成為他們的一種表達方式。”
午後或夜晚，一群詩歌的孩子在那草坪上天南海北地聊生活，談詩歌，談到盡興處還有人彈唱上一曲，聊不盡興的話就再接著出去吃夜宵、喝酒……詩人們這種純粹愉悅的精神交流，以及對自我、對生命的思考，對復旦詩社副社長李金城來說愈加珍貴，畢竟還有好多其他事情等著他去忙，比如學習，活動等。
“拿我自己來說，必須承認，我自己的詩歌教育，在基礎上很難比得過更年長的作者，我們這一代和更年輕的人需要更多的毅力和決心將這件事堅持下去。”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90後詩人李琬覺得。
此外，校園詩人成長的重要場域——詩社的困境也是顯而易見的。“詩歌在校園內還較邊緣化，詩社缺乏強有力的指導，大環境的貧瘠，以及社內寫作傳統的式微。”安徽師范大學學生、江南詩社現任社長盧文韜說。
怎麼辦？榮光啟的答案是，加強文學教育和詩歌教育。“我們要告訴人們，文學寫作是每一個有語言能力的人都可能去玩的，因為文學是一種特殊的說話方式，追求對言說對象的具體性表達，這種‘具體性’的出發點和目標都聚焦在感覺、經驗和想象的層面。詩歌寫作同樣如此，在交際性語言中有許多話說不出、不好說，這就需要詩歌寫作”。
而關於詩歌教育，臧棣早在上世紀90年代便已著手開設詩歌課程。在他看來，“人與語言的關系是一輩子擺脫不掉的，培養和語言的關系就很重要。比如你是要寫描述性的事物，還是隱喻性的東西，你怎麼理解這個世界，這個東西的合理性在哪兒……詩歌不一定有確切的答案，但它是對生命的一種探索，一種覺醒，法律、經濟不會告訴你這些，隻能從感性的文本世界中獲得”。
恰如電影《死亡詩社》中的一位老師基廷（Keating）所說，我們讀詩寫詩，非為它的靈巧。我們讀詩寫詩，因為我們是人類的一員。而人類充滿瞭熱情。醫藥、法律、商業、工程，這些都是高貴的理想，並且是維生的必需條件。但是詩、美、浪漫、愛，才是我們生存的原因。
（文中西渡、侯馬為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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