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經常把屈原和莊子並提。莊子也來自南方，莊文中也極多「無羈想像」。楚辭中有《遠遊》，莊子有《逍遙遊》；莊子遺世獨立，神遊天地，屈原也有好些近乎「遊仙」之辭，也有對獨立人格的追求和實踐。
但是，屈、莊畢竟不同，其不同就在：對人際的是非、善惡、美醜是否執著。莊否而屈是。莊以其超是非、同美醜、一善惡而超乎塵世人際，與大自然合為一體；屈不同，他是頑強地執著地追求人際的真理、世上的忠實，他似乎完全回到了儒家，但把儒家的那種仁義道德，深沉真摯地情感化了。
儒、莊、屈的這種同異，最鮮明地表現在對待死亡的態度上。死亡構成屈原作品和思想中最為「驚採絕艷」的頭號主題。
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裏仁》）又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工》）這是平靜、勇敢而無所畏懼地面對死亡，但比較抽像。它只構成某種道德理念或絕對律令，卻抽去了個體面臨或選擇死亡所必然產生的種種思慮、情感和意緒。
莊子說：「其生若浮，其死若休」；「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至樂》）；一生死，齊壽天，但這是一種理想的人格態度。完全拋脫人世一切計慮、一切感情，不但對大多數濟世救民、積極入世的人來說很難做到，而且距離具有自我意識的個體存在所面臨死亡時的具體情緒，也確乎遙遠。
並且，無論孔、莊，都講過好些「邦無道則愚」、「處於材不材之間」等等以保身全生的話，這也就是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北方古訓的傳統教導之一。
這種教導也同樣存留在楚國和《楚辭》中，例如著名的《漁父》：「-----世人皆濁，何不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其糟而歠其釃。-----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但是，這卻恰恰是孔、莊都有而為屈原所拒絕的人生態度和生活道路。
屈原寧肯選擇死，而不選擇生：「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楚辭·漁父》）他的選擇是這樣的堅決、果斷、長久，它是自我意識的充分呈露，是一種理性的情感抉擇，而絕非一時的衝動或迷信的盲從。
他第一個以古典的中國方式尖銳地提出人性的問題——「我值得活著麼？」
如果像莊子那樣，「死生無變於已」（《莊子．齊物論》）就不能有這主題；如果像儒學那樣，那麼平寧而抽像，「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也不會有這主題。
屈原正是在明確意識到自己必須選擇死亡的時候，來滿懷情感地上天下地，覓遍時空。來追詢，來發問，來傾訴，來詛咒，來執著地探求什麼是是，什麼是非，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美，什麼是醜。他要求這一切在死亡面前展現出它們的原形，要求就它們的存在和假存在作出解答。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蕭艾也？」「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楚辭．離騷》）政治的成敗，歷史的命運，生命的價值，遠古的傳統，它們是合理的麼？是可以理解的麼？生存失去支柱，所以「天問」，污蝕必須超越，所以「離騷」。人作為具體的現實存在的依據何在，在這裡有了空前的突出。
屈原是以這種人的個體血肉之軀的現實存在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來尋問真理。從而，這真理便不再是觀念式的普遍性概念，也不是某種實用性的生活道路，而是「此在」本身。所以，它充滿了極為濃烈的情感哀傷。
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是顆受了傷的孤獨的心：痛苦、困惑、煩惱、騷亂、憤慨而哀傷。世界和人生在這裡已化為非常具體而複雜的個體情感自身，因為這情感與是否生存有著直接聯繫。事物可以變遷，可以延續，只有我的死是無可重複和無可替代的。
以這個我的存在、這個即將消失的「無」，便可以抗衡、可以詢問、可以詛咒那一切存在的「有」。它可以那樣自由地遨遊宇宙，那樣無所忌憚地懷疑傳統，那樣憤慨怨恨地議論權政-----有如王夫之所說：「惟極於死以為態，故可任性孤行。」
他總是那麼異常孤獨和分外哀傷：
「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楚辭．離騷》）「世溷濁而莫吾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楚辭．九章．涉江》）
「哀吾生之無畏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楚辭．九章．涉江》）「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楚辭．九章．悲回風》）
「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雍君之不昭。」「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浮江淮而入海兮，從於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跡；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王夫之說，屈原的這些作品都是「往復思維，決以沉江自失」，「決意於死，故明其志以告君子」，「蓋原自沉時永訣之辭也」。
在對生死的反思和選擇中，他把對生命的眷戀、執著和歡欣，統統凝聚和積澱在這情感中
要驅除掉求活這個極為強大的自然生物本能，要實現與當時醜惡世界作死亡決裂的人性，對一個真有血肉之軀的個體，本是很不容易的。
儘管屈原從理知上提出了他之所以選擇死亡的某些理論上或倫理上的理由，如不忍見事態發展祖國淪亡等等，但他不願聽從「漁父」的勸告，不走孔子、莊子和「明哲」古訓的道路，都說明這種死亡的選擇更是情感上的。
他從情感上便覺得活不下去，理知上的「不值得活」在這裡明顯地展現為情感上的「決不能活」。這種情感上的「決不能活」，不是某種本能的衝動或迷狂的信仰，而仍然是溶入了、滲透了並且經過了個體的道德責任感的反省之後的積澱產物。它既不神秘，也非狂熱，而仍然是一種理性的情感態度。
但是，它雖符合理性甚至符合道德，卻又超越了它們。它是生死的再反思，涉及了心理本體的建設。
所以，儘管後世有人或譏諷屈原過於「愚忠」，接受了儒家的「奴才哲學」，或指責屈原「露才揚己」、「懷沙赴水-----都過當了」，不符合儒家的溫厚精神。但是，你能夠去死嗎？在這個巨大的主題面前，嘲諷者和指責者都將退縮。
「自古艱難唯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如果說「從容就義」比「慷慨從仁」難，那麼自殺死亡比「從仁」「就義」就似乎更難了。
特別當它並不是一時之洩憤、盲目的情緒、狂熱的觀念，而是在仔細反思了生和死、咀嚼了人生的價值和現世的荒謬之後。這種選擇死亡和面對死亡的個體情感，強有力地建築著人類的心理本體。
後人更多以死亡的命題來反覆錘煉心靈，使心靈擔負起整個生存的重量。儘管，屈原以死的行動震撼著知識分子，但在儒家傳統的支配下，傚法屈原自殺的畢竟是極少數，因之，它並不以死的行動而毋寧是以對死的深沉感受和情感反思來替代真正的行動。
總之，那種屈原式的情感操守卻一代又一代地培育著中國知識者的心魂，並經常成為生活的和創作的原動力量。
司馬遷忍辱負重的生存，嵇康、阮籍的悲憤哀傷，也都是在死亡面前所產生的深厚沉鬱的「此在」的情感本身。他們都考慮過或考慮到去死，儘管他們並沒有那樣去做，卻把經常只有面臨死亡才能最大地發現的「在」的意義很好地展露了出來。它們是通過對死的情感思索而發射出來的「在」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