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鈞（「翊」音同「翌」；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為明朝第14代皇帝，年號萬曆，是明穆宗朱載垕的第三子。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駕崩，十歲的朱翊鈞登基，是為明神宗。在位48年，為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諡號為「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
人物生平[編輯]
明神宗是明穆宗的第三子。
萬曆中興[編輯]
明神宗在位初之十年尚處年幼，由母親李太后代為聽政。太后將一切軍政大事交由張居正主持裁決，實行了一條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發展[1][2]，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是為「萬曆中興」。
萬曆怠政[編輯]
萬曆皇帝的老師、萬曆第一任內閣首輔兼萬曆新政的策劃與執行人張居正過世後，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明神宗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3]（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4]）。後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1589年，神宗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5]。
萬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謝杰批評神宗荒於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親、賢賢，皆不克如初矣。」[6]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
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7]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8]。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數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9]
囚犯們關在監獄裡，有長達二十年之久還沒有審問過一句話的，他們在獄中用磚頭砸自己，輾轉在血泊中呼冤[10]。臨江知府錢若賡被神宗投入詔獄達三十七年之久，終不得釋，其子錢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氣血盡衰……膿血淋漓，四肢臃腫，瘡毒滿身，更患腳瘤，步立俱廢。耳既無聞，目既無見，手不能運，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氣，謂之未死，實與死一間耳。」首輔李廷機有病，連續上了一百二十次辭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後不辭而去[10]。萬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書孫丕揚「拜疏自去」[7]。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書趙煥也「拜疏自去」[11]。吳亮嗣於萬曆末年的奏疏中說：「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12]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干政，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萬曆都有反應，表示奏章還是有在看，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萬曆三大征[編輯]
神宗皇帝，在軍事上任用幹練將校，先後發兵平定了播州（遵義）楊應龍之亂的播州之役、平寧夏哱拜之亂的寧夏之役、抵抗日本豐臣秀吉發兵侵略朝鮮以及奴兒干都司的朝鮮之役，維護了明朝的內部統一及宗主國的權威。此三場戰爭合稱萬曆三大征。後世有說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鉅，對晚明的財政造成重大負擔。但實際上明代晚期僅對後金的戰事，耗費就高達六千餘萬兩，遠超三大征。而三大徵實際軍費則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徵結束後，內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13]。
徵收礦稅銀[編輯]
自張居正死後，神宗皇帝開始通過向各地徵收礦稅銀的方式，增加內庫的內帑。在此以前，內庫主要收入為金花銀，即依靠南直隸地區的田賦。不過內庫所有收支最終仍由戶部負責，並對皇帝的使用進行嚴格的干預和管理。目前，關於礦稅銀的多寡存在兩種說法，一說自萬曆二十四年至萬曆三十二年間，共收銀三百萬兩。另說，自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共收銀560萬兩，金一萬二千兩。根據明光祿寺宮膳底賬《寶日堂雜鈔》的記載，包括礦稅銀在內的內庫，需要用於皇宮開銷的部分，除皇帝、后妃、宮女、太監以外，包括每日翰林院、文華殿、太醫院、教習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人的日常工作餐。僅宮廷膳食一項，共需要負責約萬人左右的飲食，皆由內庫撥銀。例如，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宮廷膳食開支12000兩白銀，人均約1兩左右。而內宮各類，如宮女、太監等服務人員，日常俸祿則為俸米，並不由礦稅銀等撥用。
礦稅銀除補貼內帑用於宮廷膳食以外，更多則用於國家開支，尤其是邊鎮用錢。如萬曆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肅巡撫田樂上疏因河西地區邊疆用兵需數十萬錢糧，請撥內帑，神宗皇帝批覆同意[14]。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戶部因京師庫銀減少邊餉告急請神宗撥內帑，神宗雖然責怪戶部未提前做好庫銀儲備，並且不要因為有內帑而有恃無恐，但仍迅速撥發內府庫銀救急[15]萬曆三十一年四月，戶部更是因北部邊疆兵餉告急，請撥內帑百萬兩，神宗最顧及邊情，所以同意招數撥用[16]。
另外，含礦稅銀的內帑也用於國家救災，如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飢荒，撥內帑三萬三千兩用於賑災[17]
而清人則多不了解詳情，多以明代言官的言論評論該事，並拔高為明代一大惡政，甚至就此寫入《明史》[18]。後人則更多將此附會，並假想更多的財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礦監稅使向皇室內庫共進奉白銀五百六十餘萬兩，黃金一萬二千萬餘兩，平均每年進奉白銀五十餘萬兩，黃金一千多兩。」[19]。
而萬曆帝的生活花銷還遠不如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水平[20][21][22]。
另外，開徵礦稅的好處在於可以降低農業稅稅率。
女真崛起[編輯]
此時東北女真族興起，成為日後中原帝國的隱患。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女真酋長努爾哈赤湊「七大恨」，以掀起叛亂，並僭稱國號為後金。四十六年四月，女真兵克撫順，朝野震驚[23]。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遼東經略楊鎬四路進攻後金，在薩爾滸之戰大敗，死四萬餘人，開原和鐵嶺淪陷，首都燕京震動。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屯兵築城，才稍稍將東北局勢扭轉。神宗在薩爾滸之戰的次年（1620年）駕崩，葬於定陵。雖然明神宗多年未正式上朝，但大到朝鮮之役，小到順天府祈雨，均由皇帝在內宮作出，並發各部門直接執行。
《明朝帝王陵》提到：萬曆的定陵1958年發掘，萬曆帝屍骨復原，「生前體形上部為駝背」。文革時期的1966年8月24日，遺骨被紅衛兵付之一炬。
任用官吏[編輯]
內閣首輔[編輯]
人物評價[編輯]
- 黃汝良：「倉箱紅朽無憂歲，南北敉寧不用兵。北塞稱臣四十年，封疆無數獲生全。」
- 姚希孟（1579—1636）：「緬懷祖德豈難躋，八柄河魁手自持。鳳詔未聞傳墨敕，貂璫只許貢朱提。兵符細柳將軍令，國計元和宰相稽。蟬鬢秀才垂紫袖，批紅不改舊標題。」
- 錢謙益（1582—1664）：「國家修明昌大之運，自世廟以迄神廟，比及百年，可謂極盛矣。」「萬曆中，正國家日中豫泰之候。」「當盛明日中，君臣大有為之日。」「嗚呼，我神宗顯皇帝，丕承謨烈，久道化成，制科取士，人物滋茂。」
- 王時敏（1592—1680）：「神宗之世，海內乂安，生民不見兵火。」
- 談遷（1593—1657）：「今吏民嗷嗷，追念寬政，謳吟思慕，雖改代詎一日忘之哉？」
- 夏允彝（1596—1645）：「神廟沖齡踐祚，睿質夙成……士大夫以氣節相矜，雖無姚、宋之輔，亦無愧開元之盛時也。」「神廟睿聖非常，雖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止以鄙夷群臣之故，置庶務於不理。士大夫益縱橫於下，而國事大壞。」
- 陳洪綬（1599—1652）：「楓溪梅雨山樓醉，竹塢香茶佛屋眠。得福不知今日想，神宗皇帝太平年。」
- 吳偉業（1609—1671）：「余嘗惟國家當神宗皇帝時，天下賓士。」「以余所聞，神宗皇帝時，士大夫以讀書講學相高。」「餘生也晚，猶見神宗皇帝之世，江南土安俗阜，風習最為近古。」
- 顧炎武（1613—1682）：「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為，四海少事。」
- 彭孫貽（1615—1673）：「眼見萬曆年，朝野穆清昊。」「風光漫思江南樂，父老還思萬曆年。」
- 方孝標（1617—？）：「此時神廟正垂衣，四海烽清禾黍肥。」
- 吳嘉紀（1618—1684）：「酒人一見皆垂淚，乃是先朝萬曆錢。」
- 徐枋（1622—1694）：「神宗朝正當國家全盛。」
- 李鄴嗣（1622—1680）：「神宗全盛日，海內一愁無。尚及聞遺老，今猶哭鼎湖。」
- 汪琬（1624—1691）：「琬嘗追溯神宗之世，國家方承平無事。」「神宗德澤猶在人心。」
- 曾燦（1625—1688）：「神宗乙巳年，中原邊輔無烽煙。聖人御極賢者出，粟米流脂貫朽錢。」
- 陳維嵩（1625—1682）：「先朝神宗御宇五十餘載，六服休暢，被潤澤而大豐美。」
- 魏世效（1659—？）：「萬曆之四十六年，天下熙暤。當斯時也，物安其性，民安其業，濡染涵育，莫不知立身愛君之道。而敦龐之風，謙下之節，亦惟此時人能有之。」
- 成書於清初的小說《樵史通俗演義》開篇說：「傳至萬曆，不要說別的好處，只說柴米油鹽雞鵝魚肉諸般食用之類，哪一件不賤？假如數口之家，每日大魚大肉，所費不過二三錢，這是極算豐富的了。還有那小戶人家，肩挑步擔的，每日賺得二三十文，就可過得一日了。到晚還要吃些酒，醉醺醺說笑話，唱吳歌，聽說書，冬天烘火夏乘涼，百般玩耍。那時節大家小戶好不快活，南北兩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員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說神宗皇帝，真是個堯舜了。一時賢想如張居正，去位後有申時行、王錫爵，一班兒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權柄又不弄權柄的，坐鎮太平。至今父老說到那時節，好不感嘆思慕。」
《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趙翼《廿二史劄記·萬曆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清高宗在《明長陵神功聖德碑》則道：「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將萬曆皇帝的荒怠，聯繫到萬曆皇帝與文官群體在「立儲之爭」觀念上的對抗。怠政則是萬曆皇帝對文官集團的報復。黃仁宇說：「他（即萬曆皇帝）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復。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麼1587年丁亥，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蕩，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
在《萬曆十五年》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在黃仁宇等的著作中也表達出中國明代中後期，皇帝只是一個牌位，而事實上萬曆的個人行為對基層的國家的習慣軌跡並無大的影響。
家庭成員[編輯]
- 孝端顯皇后王氏，皇后，諡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后，合葬定陵，主祔廟。
- 溫肅皇貴妃王氏，光宗朱常洛生母，初封恭妃，後進皇貴妃，崩，諡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葬天壽山。明熹宗諡曰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遷葬定陵，祀奉慈殿。
- 恭恪皇貴妃鄭氏，初封貴妃，後進皇貴妃。薨，諡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葬銀泉山。明安宗諡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后。
- 恭順皇貴妃李氏，初封敬妃。薨，諡恭順榮莊端靜皇貴妃[24]。明昭宗諡曰孝敬恭順榮莊瑞靖敬天光聖太皇太后。
- 宣懿昭妃劉氏[25]，思宗尊為太妃。
- 莊靖德妃許氏[24]
- 溫靜順妃常氏[24]
- 清惠順妃李氏[25]：（?－1623年），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冊封順妃。生有皇幼子朱常溥和皇幼女天台公主朱軒媺（皆早夭，次序不詳）。[26]天啟三年薨逝，諡號清惠，袝葬銀錢山恭順榮莊端靖皇貴妃旁。
- 賢妃魏氏[24][27]
- 端妃周氏
- 宜妃楊氏[25]
- 僖妃王氏[25]
- 端靖榮妃王氏[25]
- 榮嬪李氏[24]
- 德嬪李氏
- 偉嬪耿氏
- 和嬪梁氏
- 敬嬪邵氏
- 順嬪張氏
- 慎嬪魏氏
- 憲懷太子朱翊釴
- 靖悼王朱翊鈴
- 潞簡王朱翊鏐
- 光宗朱常洛（1582 - 1620），母孝靖太后王氏，繼皇帝位一月後死去。
- 邠哀王朱常漵（1585年），甫生即死[28]。
- 福忠王朱常洵（1586 - 1641），母恭恪皇貴妃鄭氏，被李自成所殺。追尊明恭宗。
- 沅懷王朱常治（1587 - 1588），母恭恪皇貴妃鄭氏，生一歲殤。
- 瑞王朱常浩（1590 - 1644），母端妃周氏，被張獻忠所殺。
- 惠王朱常潤（1594 - 1647），母敬妃李氏，南明時被清廷所殺。
- 桂端王朱常瀛（1597 - 1645），母敬妃李氏。追尊明禮宗。
- 永思王朱常溥（1604 - 1606），母順妃李氏，兩歲殤
- 榮昌公主朱軒媖[29]（1582 - 1647），母孝端顯皇后，萬曆二十四年下嫁楊春元。四十四年，春元卒。久之，主薨。
- 雲和公主朱軒姝[29]（1584 - 1590），母皇貴妃鄭氏，七歲早薨，追冊。
- 靜樂公主朱軒媯[29]（1584 - 1585），母榮妃王氏，薨於萬曆十三年閏九月戊午。
- 雲夢公主朱軒嫄[29]（1584 - 1590），母孝靖太后，明光宗同母妹。四歲早薨，追冊。
- 仙居公主朱軒姞[29]（1584 - 1585），母德嬪李氏，萬曆十二年七月二十日生，同年十二月三十日薨逝。
- 靈丘公主朱軒姚[29]（1588 - 1589），母皇貴妃鄭氏，於萬曆十六年八月甲午生，萬曆十七年五月庚申薨。
- 壽寧公主朱軒媁[29]（1592 - 1634），母皇貴妃鄭氏，二十七年下嫁冉興讓
- 泰順公主朱軒姬[29]（？ - 1593），母德嬪李氏，夭折，追冊。
- 香山公主朱軒嬁[29]（1598 - 1599），母德嬪李氏，在萬曆二十七年正月庚戌賜名，六月庚寅即薨。
- 天台公主朱軒媺[29]（1605 - 1606），母順妃李氏，夭折，追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