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場民主之思考
丁剛
去年年底，《商業周刊》的書評專欄介紹了一本名叫“World On Fire”（《燃燒的世界》）的新書。書的副題是“輸出自由市場民主（Free Market Democracy）是如何培育民族仇恨與全球動蕩的”，它立刻就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段時間，美國主流報刊正在連篇累牘地刊登分析布希政府“倒薩”目的的文章。不少專家指出，伊拉克顯然已被當作美國在中東推行美式自由市場民主的“基地”了。
在網上又看了幾篇書評後，我與作者艾米·卓取得了聯繫。艾米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從名字看，我猜想她可能是亞裔。沒過多久，我就在耶魯大學法學院那幢古色古香的小樓裏見到了她。沒有料到的是，這位華裔教授十分年輕，不過40出頭，還有著一個迷人的中文名字“蔡美兒”。
在美國長大的艾米教授是菲律賓華人的後代，多次有機會去東南亞國家探親訪友和考察。在世界銀行工作期間，她還參加過墨西哥的私有化專案，並去南美、中亞、東歐和俄羅斯等許多國家考察過，因而對轉型國家的民族問題有著獨特的認識。
在本書開始時，艾米寫道，1994年9月的一天，她突然得到遠在菲律賓的姑姑被害的噩耗，倍感震驚。艾米的家族原屬菲律賓富有階層，當地社會貧富階層的尖銳對立使她深思不已。爲什麽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擴大，更多的國家採取了“自由市場＋民主”的模式，非但沒有減少衝突，反使貧富懸殊拉大，社會更加動蕩不安，甚至連美國本土也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襲擊？爲了回答這些問題，艾米教授以自己幾年前的論文爲基礎，歷時兩年完成了這部著作。
艾米教授在書中說，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80多個發展中國家和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了私有化。到1996年爲止，僅哈薩克斯坦就確立了130項市場經濟的法規。從秘魯到保加利亞，再到越南，全世界到處都在建立股市，都在制定投資法、證券法……大多數國家的法律常常是請美國專家參與制定的。但全球貧富差距的問題並沒有因此得到緩解，許多國家反而更加嚴重。大多數貧窮人口對少數富有階層的仇恨更加強烈。書中說，許多美國人對這些問題並不清楚，他們自認爲是行得通的一套體制，實際上卻是在系統地培育民族仇恨和動亂。自由市場民主往往會使已經富有的階層更富有，拉大貧富差距，導致社會更加動蕩。無論是在東南亞還是在南美，都出現了這種情況。
艾米教授說她不是一個反全球化的學者，但她在書中警告說，以自由市場經濟爲特色的全球化並不像一些專家所說的那樣，可以自然而然地帶來共同富有、民族和諧。結果可能恰恰相反，在許多非西方國家，它造成了更尖銳的民族問題和更多的動亂。盲目、放縱地推行民主和資本主義體制，不僅不會使我們這個世界更加安全、美好，反會加劇種族矛盾、仇恨和全球動亂，甚至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她說，在一些轉型國家中，有一小部分人掌握了經濟命脈，自由市場模式會使他們更富有，使大多數人更貧窮。比如在印尼，華人只占人口的3%，卻掌握了70%的經濟。許多轉型國家都有同樣的問題，比如菲律賓的華人、俄羅斯的猶太人、南非的白人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只靠推行以全民選舉爲核心的民主模式，往往會使衝突更加尖銳。
艾米教授告訴我，此書即將完成時，“9·11”事件發生了。她專門爲此補充了一章。她在其中寫道，美國就像是“世界村”中的少數富有者。雖只占全球人口的4%，卻幾乎主宰了金融、文化、技術等各個方面。當然，這並不一定會使所有的人都産生妒嫉和仇恨的心理，但無可置疑的是，全球財富的不平衡成了培育仇恨的溫床。
問題的關鍵是，美國人說的民主，其實並不是全球的大民主，而是每個國家內部的民主。正像一些國家裏富有的“少數民族”一樣，美國對全球大多數國家也是不信任的。如果我們把世界比作一個村落，那麽，按照艾米教授的論斷，在這個村子裏，美國人提倡的民主就是各家各戶的內部民主，而不是全村的民主。“控制市場的少數富有階層並不真的想要民主，至少他們不願意讓自己的命運由多數人來決定。”
艾米教授分析說，自由市場的全球化已經使美國更加富有，鞏固了美國的經濟統治地位，使貧窮國家更加“邊緣化”。但民主化的進程給了那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弱小民族發言的權利，他們正是利用這個權利發出了反美的聲音，從而使矛盾更加尖銳。
艾米教授在書中對歐美分配體制的建立和歷史演進過程做了一些分析。她認爲，美國現有的社會體制也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逐步形成的，許多東西並不是發展中國家想學就馬上能學到的。兩年半前，我從歐洲轉到美國工作，對歐美的體制差別也有不少體會。就拿艾米教授強調的分配這一塊來講，歐洲與美國就有很大不同。比如低收入階層的醫療，一個主要靠全民福利，一個更多地依賴慈善。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把整個體系轉給慈善或個人保險。因爲慈善的前提是必須要有一批人已經有了積累。而積累很可能意味著剝削，甚至是殘酷的剝削，這個道理只要讀讀美國一些大資本家的發家史就會明白。
在採訪艾米教授的時候，我和她提起了這個問題。她說，美國人總忘記，民主化有一個相當長的漸進過程，而且民主有很多模式，甚至西方國家的民主形式也不相同。關鍵在於如何更合理地分配財富，不是說搞了自由市場民主就自然而然地有了合理的分配。事實表明，突然轉向美國推行的自由市場民主模式，有時會破壞社會的平衡，導致動亂。相對來說，歐洲的民主模式更富有“軟性”，更多地注意分配，這也許更值得轉型國家借鑒。
艾米教授說，她寫這本書，並不是想提出解決問題的完整方案，但她也並不認爲，更多的民主就是解決問題的途徑。她認爲現在是認真反思這個問題的時候了。轉型國家的政府應該更多地注意通過加強稅收、鼓勵中小企業、更廣泛的分配股票等方式來使財富的分配更加平衡，讓所有的人都對未來抱有希望，而不使他們失去安全感，成爲“邊緣人”，産生一種仇恨市場化的情緒。她強調，美國在向外推行自由市場民主模式時，更應該注意這個問題。
兩個多月來，我斷斷續續地讀完了這本300多頁的厚書，其間經歷了伊拉克戰爭。儘管寫稿任務很重，但我還是沒有放下它，這不只是因爲這本書讀起來並不艱深，更因爲書中的許多分析都有助於我更深刻地瞭解這場戰爭。讀完此書，正是美國開始在伊拉克推行自由市場民主體制的時候。對於阿拉伯國家的民主問題，艾米教授在書中用了一個整章的篇幅來做分析，她警告說，快速的民主化可能會助長極端主義的政治思潮，使激進分子和他們的組織靠著對西方和以色列的仇恨情緒而更加團結一致。《商業周刊》的評論在談到艾米教授的論斷時特意強調：美國不是一夜之間成爲自由市場民主國家的，所以也不應期待別的國家能做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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