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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8 08:22:56| 人氣3,204|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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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雨閱讀:凱文.艾希頓《如何讓馬飛起來》


穀雨閱讀:凱文.艾希頓《如何讓馬飛起來》
書名:
《如何讓馬飛起來:物聯網之父創新與思考的9種態度》
 
作者:凱文.艾希頓Kevin Ashton
「物聯網」創始人。

1968年出生於英國伯明罕。大學專攻斯堪地那維亞研究,曾經的志願是當記者。1997年,他擔任P&G公司品牌經理,一支廣受好評、卻難以控管庫存的唇膏,讓他決定全心投入商品庫存管理的研究。他先在唇膏裡放進一個微小的無線通訊晶片,並在貨架上放一個接收器,利用網路進行智慧控管。1999年,為了讓P&G經營團隊了解這套系統,他取名為「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1968年出生於英國伯明罕。大學專攻斯堪地那維亞研究,曾經的志願是當記者。1997年,他擔任P&G公司品牌經理,一支廣受好評、卻難以控管庫存的唇膏,讓他決定全心投入商品庫存管理的研究。他先在唇膏裡放進一個微小的無線通訊晶片,並在貨架上放一個接收器,利用網路進行智慧控管。1999年,為了讓P&G經營團隊了解這套系統,他取名為「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現在,物聯網是全球科技業最積極投入的領域之一。《新聞週刊》(NewsWeek)科技專欄作家凱文.馬尼(Kevin Maney)給了他「物聯網之父」的稱號。
之後,他與麻省理工學院共同創立「自動辨識研究中心」(Auto-ID Center,現在的Auto-ID Labs),建立FRID無線射頻技術的全球標準系統。獲得103家企業贊助,在澳洲,中國,英國,日本與瑞士許多大學成立實驗室。這套系統現已廣泛運用在零售、製造、安全控管等領域。
 
他同時領導三家科技新創公司,也撰寫有關創新與科技的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The Atlantic》、《Politico》、《Quartz》等報章雜誌。
 
《如何讓馬飛起來》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精彩的寫作技巧與獨特觀點,一出版就備受矚目,獲得各界推薦。

譯者:陳郁文
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紐約大學新聞碩士。曾任職報社與電視新聞記者、節目製作人、企業公關,偶爾跨足編劇與翻譯。目前嘗試全職為家人與自己工作。譯作有《破解APP世代》、《如何讓馬飛起來》。

內容介紹:
打破「創造力」迷思的絕妙之作!
讀了這本書,每個人都會變得更聰明。
《財星》(Fortune)2015年度必讀5本書
權威商業書評網「800-CEO-READ」2015年度最佳商業書
《電訊報》(The Telegraph)2015年度最佳商業書
《給予》作者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推薦書單
 
為什麼「物聯網」這個偉大的創新,
竟是來自非科技背景,大學專攻北歐文化研究、還立志成為記者的人?
「創新」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物聯網之父凱文.艾希頓的創新之路並非一路順遂。 
他曾經屢戰屢敗,總是處於被開除的危險,
更無從體會眾多有關創造力的文獻中,那些靈光乍現的魔幻時刻從何而來。
在他的創造過程中,從沒有那麼回事。
直到艾希頓體悟了奇蹟並不存在,體悟了天才與創新無關之後,才有了今天的「物聯網」。
艾希頓要告訴所有人:「創新」,和我們想的不一樣。
創新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才能,每個人都能擁有。
創新沒有捷徑,沒有突如而來的神奇時刻。
創新絕非來自天才的靈光乍現,只來自平凡人如你我的實作與積累。
只是,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學會了社會的「隱性課程」——服從比創新更受歡迎。於是,我們習慣趨同,顧慮提出異議,並將對創新的嚮往轉化成種種迷思:需要靈感、天分,相信有某種訣竅;以及對成功的不當認識:只看到結果,而忽略創造者在過程中遭遇的挫折與堅持的勇氣。
 
在《如何讓馬飛起來》這本書中,艾希頓將帶領我們踏上藝術、科學、商業與發明各領域的創新之旅。我們將看到,創新是一步步的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再發現、再解決⋯⋯如此反覆,沒有神奇的「啊哈!時刻」,也無法單靠腦力激盪就想不勞而獲。我們可以學習的,是像導演伍迪.艾倫,把熱情當成創新的唯一動力;像《南方四賤客》的創作者派克與史東,保持不輕易妥協的孩子氣;像二戰時期設計出第一架噴射戰鬥機的「臭鼬工廠」,建立一個真正歡迎創新、接納不同意見的團隊。
 
我們或許不會寫交響樂或發明科學原理,但每個人身上都有「創新」的才能;而天賦,不應該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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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推薦序|走到死胡同時,請再自問「還有沒有別的可能?」 /翟本喬
推薦序|鼓掌或巴掌?──忠告文藝青年 /紀大偉
推薦序|打破超級英雄的迷思 /鄭國威
推薦序|一個創新者的肺腑之言 /郭耀煌
 
前言|打破創造的迷思 
Chapter 1 創造不需要天才,創造其實很平凡
Chapter 2 沒有所謂的創造性思考,思考跟走路沒兩樣
Chapter 3 世界對創新並不總是友善,隨時準備好迎接攻擊
Chapter 4 當永遠的初學者,不要讓成見遮蔽了雙眼
Chapter 5 巨人和天才一樣,都是迷思
Chapter 6 當創新引發連鎖反應鏈
Chapter 7 用熱情當燃料,自由地失敗,經常地失敗
Chapter 8 「證明給我看」是所有創新組織的最高原則
Chapter 9 再見了,天才 
致謝
推薦序:走到死胡同時,請再自問「還有沒有別的可能?」 
文/翟本喬(和沛科技創辦人)
我們從小到大聽過不少偉大的發明故事,告訴我們許多改變世界的新點子,來自於科學家瞬間的靈光乍現。比方說,牛頓被蘋果打到頭,或是阿基米德跳出浴缸的那一剎那,都被譽為科學史上的關鍵一刻。讀著這些故事長大的我們,對於發明充滿了憧憬,認為我們也有機會,哪天靈光一閃,頓悟了大道理,做出了令人讚嘆的大發明,從此改變世界,青史留名。如果我們自己做不到,就會希望有聖人出世,天降英才,領導我們邁向光明的未來。於是我們找尋天才,培養天才,期待救世主降臨。
  
但是,發明的過程真的是這樣的嗎?
作者在這本書中所要闡明的一個中心理念,就是「發明沒有捷徑」。一個新想法的出現,本身並沒有太高的價值。要把想法變成受人歡迎的產品或服務,進而創造出利益,才算是完成了一項發明。真正重大、影響我們生活的發明,都是很多人累積多年的努力,才能達成它的效果。而在發明創造的漫長路上,一定會面臨很多的挑戰和失敗。如果我們只想到成就的榮耀,而沒有適當的心理準備去面對這些挫折,我們就只能看著別人的成功,把它們當作童話故事來讀。
  
而在探索「創造力」這個概念的過程中,許多科學家也不止一次發現:有創造性結果的思考過程,和沒有創造性結果的思考過程,其實並沒有什麼差別。人在生活中累積所接觸的事實,成為自己的參考資料。思考的程序,就是從這些資料的排列組合中,導出新的結果來。所以,一個人的「創造力」,其實是來自於兩個部分:足夠的資料,和好的推導能力。我們只要能放任自己的思維,去探索自己所知事物的所有可能組合,就會有一些有趣的結果出現。現在常用的腦力激盪,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你自己的資料來源不足的時候,設法集結眾人的資料;當一個人的推導能力產出不足的時候,設法集結眾多引擎一起工作。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標準化、齊一式教育之所以扼殺創造力的最大問題了:如果所有的人學到的事實、蒐集到的資料都一樣,而推導的方法過程也都一樣,那麼一百個人合起來,所能創造出來的東西,和一個人有什麼差別?
 
作者也對腦力激盪這個方法提出了質疑,因為有些研究顯示:把一些有創意的人分開工作,產出的點子,比合在一起進行腦力激盪還多。我覺得這並不抵觸:有創意的人被強迫和別人一起工作的時候,反而為了合作,牽就別人而失去了效率,或是自己的創意被別人的意見「污染」而失去了原創性。但如果是在創作不順利的時候,能聽聽不同的想法,反而可以推導出新的結果。
  
由書中所舉的一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有創造力、能解決問題的人,和其他人最大的不同,是當他們看來走到死胡同的時候,他們會自問:「還有沒有別的可能?」並且找出這些可能性;一個受到僵化教育的人,則會很快放棄,宣稱:「沒有了,課本上只有這些,老師只教過這些。」
  
但是,並不是找出新想法就成功了。成功的發明家和一般人最大的差別,就是在產出這些有趣的結果之後,能夠判斷它們是否有價值,對於有價值的想法能夠堅持到實現。同時,在這個「堅持到實現」的路上,發明家們會碰到許多反對的人和意見。鼓吹創新的人會認為這些反對意見都是妨礙進步的阻力,而創新者成功之後,這些反對者就成為世人嘲笑的對象。但是真正成功創新的人,不會把所有的反對意見視為障礙,他們反而將這些挑戰當作自己創意的驗證,謹慎地找出證據來說服別人,最後走上成功之路。(塞麥爾維斯和巴斯德的對比,就是一個最有名的例子。可見本書第三章。)而發明家最大的批評者,往往就是他們自己,他們能夠比別人更早看到問題,在經過反覆淬鍊之後才提出自己的創見。
  
書中,作者進一步將發明創意累積的過程從個人擴大到社會。他闡述了科學發現史上許多師徒傳承和分工合作,在幾代後或是以幾個國家的力量,解決了重大問題的例子。一個人早上起床到吃完早餐,已經依賴了至少半個世界。所以把重大發明歸功於單一個人或小團體的做法,就顯得膚淺了。
  
而創造力和獎勵制度之間的關連,更是許多人(尤其是政府官員)的迷思,以為有了好的獎勵,創意就會源源不絕地冒出來。事實上,真正偉大的發明都是來自發明人本身的熱情,而不是別人的獎勵。有許多的例子更活生生地告訴我們,有潛力的創作者在得到外來的獎勵之後,反而喪失了他們的創造力,再也提不出好的作品了。在許多令人驚訝的兒童創意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成人因為社會的其他制約,反而失去了創造力。  
 
最後,作者再次重申本書最重要的理念:人類的前途不能仰賴少數的天才提出拯救世界的偉大發明,而是要靠所有人一同建立起的社會知識中發展出來的創新。
 
推薦序:鼓掌或巴掌?──忠告文藝青年 
文/紀大偉(作家、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這本書主張「人人都有創新的能力」這個理念,反對「只有天才,才可能有靈感創新」這個「常識」。我很同意這本書的立場,並且認為這本書也可以警醒各界文藝青年──我說的文藝青年,不只包括狹義的「文青」,還包括文學閱讀者、各種藝術欣賞者、文學院和藝術學院的學生等等。
  
請容我說狠話:「文藝創作/文藝論文,必須創新,才有存在價值。」
如果創作或是要寫論文的文藝青年沒有提出創新的做法/想法/主張,那麼何必苦苦創作/寫論文呢?還不如早早去洗洗睡,至少還可以修補耗損過度的腦細胞。
 
這幾年來,我有幸在大學部課堂、研究所課堂、文學獎評審會議、文藝青年獎助金審查會議、各種口試委員拜讀過無數(廣義)文藝青年的提案、創作、作業、論文。我發現最常見的通病(從青年藝術家提出來的搞怪創作計畫,到研究生的嚴肅論文等等)就是:文藝青年「沒有」或「怯於」提出創新的見解。
  
「我要提出一個別人沒有做過的創作」、「我要提出一個別人沒有說過的見解」──這種話是我最想聽到的話,可是我很少從文藝青年那邊看到、聽到。
 
我反而一直聽到、看到這樣的文藝青年說詞:「《聶隱娘》很棒,我要做一個跟它類似的微電影」、「張愛玲對於服裝的見解很棒,我要用她的見解來談文學中的衣物。」
文藝青年們可能並沒有直白啟用「哇好棒棒」這種措辭,但是他們迂迴婉轉的文字終究還是說「大師好棒,所以我跟他一樣就好了。」這種忙著說大師(或經典)好棒的文藝青年,再怎麼樣也沒有提出創新的主張。他們忙著對大師(或經典)鼓掌,卻嚴重忽略了「他們自己也有創新的能力」,更將「他們自己也有創新的『責任』」這個理念拋到九霄雲外。
  
很多藝術創作者、論文寫作者很用功,很會找資料。他們找出一大堆《聶隱娘》資料、張愛玲資料,「侯孝賢拍片心得」、「美國教授寫給張愛玲的長信」,乖乖展示在他們寫的(創作/論文)投稿中,證明他們很用功。但我要殘忍指出,在Google和Wiki都已經老掉牙的時代,評審(如我)根本不在乎誰很會蒐集大師的資料(我自己去Google就好了啊,我的網速又不會輸給你)。這種蒐集資料的苦工,反而讓年輕人陷入「忙著鼓掌說好棒」的無間道,並且阻礙他們提出創新的點子。我要強調,就算是「『引用』大師拍電影心得」、「『引用』大師與朋友書信集」也都算是鼓掌。引用這些珍貴文件,仍然是一而再、而在三給大師喝采。
  
但是,大凡大師、經典,就不缺掌聲。藝文青年的苦勞,不能夠兌換成功勞。忙著鼓掌的藝文青年只是把自己定位成鼓掌部隊的成員──搞不好人家還以為你下工之後可以領五百元呢。
 
我主張,與其給大師、經典鼓掌,不如給大師、經典巴掌。我不是說要打架,而是說,去拍拍大師、經典的臉蛋(不要太重)、肩膀(輕輕拍肩,很難嗎)、腦袋,藉此挑釁、挑戰、調侃、質疑大師、經典。我並不是在說BBS文化中的「推」、「噓」這兩個動作,因為這兩者都太輕微了、太省力了、太容易被「哈哈哈」笑聲打發。就算是沒有「guts」(膽識)的人也可以假借匿名帳號的方便,在BBS猛「噓」大師。然而,我鼓勵給大師、經典巴掌,是因為這種動作需要膽識、信心、勇氣。
  
我期待看到的巴掌,是這樣的:「《聶隱娘》很棒,但是我覺得還有改善空間。」「某某教授寫給張愛玲的信提供很多資訊,但是我質疑這些信的貢獻。」就是要勇於祭出巴掌,才可能講出別人講不出來的話,才可能創新。當然巴掌並不是打到這裡就夠了,還要利用巴掌傳達情意。
  
剛才的話,可以接著講下去:「我要拍的微電影,就是要補充《聶隱娘》的疏漏,以小(我的微電影)搏大(侯孝賢的大電影)。」「我認為,寫給張愛玲的信,一方面引導讀者特別留意某一個方面,但也同時在另一方面讓讀者嚴重忽視另一個方面。」
 
沒有哪個大師、哪個經典是面面俱到、天衣無縫的。勇於挑戰大師、經典,才可能推陳出新,才可能在資訊洪流中伸出腦袋、爭一口氣。
 
請勇敢戒除鼓掌這個總是傾向鄉愿的習慣。讓手從鼓掌的習慣動作解放,手才能享有創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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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打破超級英雄的迷思 
文/鄭國威(PanSci泛科學總編輯)
當我們向大量製造、講求一致化的工業社會道別,「創意」就變成了最珍貴的存在。但創意到底是什麼?創意這個詞時常與「天才」、「靈感」連結在一起,而這又可以連結到「智商」、「天分」,或是「被神祝福的」……等等不可控制但令人渴求之事。可是,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我們這些一般人到底該怎麼辦?

許多的成就,在媒體報導上,特別喜歡突出個人,用各種型態的專訪把這些人救世主化、殊異化。不管是創業家、科學家、發明家、還是藝術家。而我們也習慣於把功勞歸於某些個人(這中間又有性別跟社會階級等各種偏頗),投注以英雄化的崇拜。久而久之,這世界彷彿就像是超級英雄電影一樣,成為幾個卓絕人士意志的對弈,而我們一般人當然就只能像是看著直播一樣,嘖嘖稱奇。

本書的作者凱文.艾希頓也是一位這樣的超級英雄,被譽為物聯網之父,但他特別不喜歡創作或創造被英雄化,因此寫了這本書。這是一本介於科普、勵志與產業分析三者之間的著作,艾希頓在書中引用了大量科學研究、商業案例、歷史事件,從這些資料中重新定義出真正成就實現的原因是什麼,而那並不是「創意」那麼簡單的答案。
 
我非常推薦每一位焦慮於自己是否「沒創意」的人──大概是絕大多數的人──讀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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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一個創新者的肺腑之言 
文/郭耀煌(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特聘教授、數位生活科技研發中心主任)
近年來,鼓勵創新、創意,乃至於創業蔚為風潮,不只是政府的重要政策,幾乎已成為全民運動。但是,這些名詞的內涵為何?如何成功發揮每個人或組織的創造力?大家有不同的見解,似乎也有一些迷思。
 
凱文.艾希頓,身為推動Auto-ID物聯網應用的先驅,曾領導三家科技新創公司的經歷,在本書中有系統地探討創造力之精義,是一個過來人的肺腑之言,也是一個在現實世界聲譽卓著的智者之洞察。本書要跟讀者強調的是,創新、創意,不是吸引某些人幻想無需努力就能成功,不用流汗即可收成。

如同艾希頓所言:「所有的創造,不論是繪畫、飛機或電話,都有相同的基礎: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創造是思考的結果,跟走路一樣──左腳,問題;右腳,解答,一再重複,直到抵達目的地。決定你是否成功的關鍵,不在於你跨的步伐大小,而在於你走了多少步。」

創作者的作品,是時間、夢想和行動的產物。相信讀者們在閱讀完本書之後,將會帶著熱情,捲起袖子,堅定地走進創造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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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1 |伍迪.艾倫的小金人 
2002年春天,伍迪.艾倫(Woody Allen)做了一件生平沒做過的事,他從紐約飛到洛杉磯,打上領結,出席影藝學院的年度盛事──奧斯卡獎頒獎典禮。伍迪.艾倫已經得過三座奧斯卡獎,提名其他獎項達十七次,包括多次入圍最佳劇本,但他從來沒有參加過頒獎典禮。2002年,他的電影《愛情魔咒》(The Curse of the Jade Scorpion)一個獎項也沒提名,但他卻來了,全場觀眾起立鼓掌歡迎。他為一段以紐約市為場景的電影集錦短片做引言,鼓勵導演們無畏幾個月前紐約遭遇的恐怖攻擊,繼續創作。他說:「為了紐約市,我願意做任何事。」

為什麼伍迪.艾倫對典禮如此敬謝不敏?他總是半開玩笑地回答──兩個最尋常的藉口,一是典禮當晚幾乎都有一場精彩的籃球賽,以及他每個星期一都必須在艾迪.戴維士(Eddy Davis)的紐奧良爵士樂團吹奏單簧管。這些理由都不是真的,真正的理由是,他有一次解釋過,他認為奧斯卡獎會削弱他的作品品質。

「整個頒獎的概念就是愚蠢,」他說,「我沒法忍受讓別人來評斷我,因為當他們說你應該獲獎,你就接受,那麼當他們說你不應該得獎時,你也得接受。」
 
還有在另一個場合,他說:「我覺得獎項是偏頗的,人們可以說,『噢!我最喜歡的電影是《安妮霍爾》(Annie Hall)。』言下之意是,那部電影最好。可是我認為電影不能這樣評斷,除非是田徑賽,有個人跑得很快,你看到他跑贏了,這沒問題。我年輕時贏過田徑賽,感覺很棒,因為我知道那個獎是我應得的。」

不論驅策伍迪.艾倫的動力為何,總之不是獎項。他的例子雖然極端──其他入圍奧斯卡獎的編劇、導演與演員幾乎都會參加典禮──卻突顯了一個重點:獎賞不一定是創作的紅蘿蔔,有時候,甚至反而造成限制或傷害。
 
動機從來就不是單純的事,我們受許多動機驅使,有些很清楚,有些不易察覺。心理學家奧克斯(R.A. Ochse)提出創造的八大動機:追求專精、不朽、金錢、認同、自尊、創造美好事物、證明自我,以及發掘潛藏的秩序。有些獎賞源自內在,有些則來自於外。

哈佛心理學家亞瑪拜耳(Teresa Amabile)研究動機與創造的關係。在她早期的研究中,她懷疑內在動機有利於創造,而外在動機則適得其反。
伍迪.艾倫回避的外在動機,是他人的評斷。詩人普拉斯(Sylvia Plath)承認自己渴望得到所謂「世界的讚賞」,雖然她發現這只會使創作更加困難:「我希望我的作品很好,獲得肯定,但很諷刺的,這麼想反而讓我動彈不得,破壞我『為創作本身而做』的單純努力。」

在一項研究中,亞瑪拜耳要求九十五個人做拼貼畫,為了測試外在評價在創造過程中的角色,她告訴某些受試者:「我們延請了五位史丹佛藝術系的研究生,他們會仔細評量你們的設計,提出優點,同時批判缺點。我們會寄給你每一位評審的評語。」其他人則沒有收到任何有關評審的訊息。

事實上,所有的拼貼畫都由一組專家從多方面進行評審。預期將受到評審的作品,明顯比較缺少創意,他們對自己完成作品的興趣也比較低落。普拉斯稱為「單純努力」的內在創造動力,已經被抹煞了。
 
亞瑪拜耳在第二次實驗中,加入一個新的變數──觀眾。她將四十個人分成四組,再告訴第一組,將有四名藝術系學生在單向鏡後觀看並評分;告訴第二組,會由一群在別處等待的藝術系學生評分;告訴第三組,鏡子後頭的人正在等待另一場實驗;她完全沒有向第四組提到觀眾或評分的事。結果第四組是最有創意的一組;其次是不知道有評分,但知道有人在看的第三組;再者是等著被評分,但沒有觀眾的第二組;而顯然最缺乏創意的,就是既被評分也被觀看的第一組。被評分比不評分的小組顯得更焦慮,而焦慮越多,創意就越少。

接下來的實驗,亞瑪拜耳改用寫作代替視覺創作。她告訴受試者他們將參加寫作研究。和上次一樣,分為四組,有些接受評量,有些不會,有些有觀眾,有些沒有。亞瑪拜耳給他們二十分鐘寫一首以愉悅為題的詩,同樣有一組專家最後會評審,並依照創意評分排序,結果仍是相同的。此外,沒有被評分的小組表示,他們對作品的滿意度較高。預期被評分的小組則說,寫這些詩就像在工作。

亞瑪拜耳的研究,證實了伍迪.艾倫回避奧斯卡的原因。艾倫高中時也翹課,大學時休學,缺席頒獎典禮,就他而言,是免除外在影響的可能危害的一種方式。
伍迪.艾倫窩在他紐約公寓角落的一張小桌子工作,用他十六歲時買的酒紅色奧林匹亞SM2手提式打字機,在黃色法律用紙上創作出許多電影劇本。他說:「這部打字機依然堅固得像部坦克,花了我四十美元,我想。我的每一部劇本、每一篇《紐約客》的文章,都在這部打字機上完成。」

他在打字機旁放了一個小型的Swingline釘書機、兩支棗紅色起釘器與剪刀,實際上他還會剪貼,或者說剪訂──把稿子剪下,釘到另一份草稿上。他說:「我有很多把剪刀,還有這些小釘書機。每當我寫了一個好的段落,我會把這段剪下來,釘上去。」

結果是一團亂,就像一本剪貼簿,每張紙要不是用釘書機釘在一起,就是滿布釘書針被拔起的孔痕。這一團亂的上頭,是用11級的Continental Elite字體,只有打字機色帶才有的灰黑色打出來的電影劇本。每一本幾乎都是賣座保證,而且可能順便會贏幾個伍迪.艾倫避之唯恐不及的獎座回來。

1977年,其中一本破爛的黃色剪貼簿最後拍成了《安妮霍爾》,他覺得拍得很糟:「影片完成的時候,我一點也不喜歡,當時我找聯美影片公司(United Artists)的人談,如果可以不對外發行,我願意無酬為他們另外拍一部電影。我當時跟自己說,『在我人生的這一刻,如果這是我能拍出的最好作品,他們實在不應該給我錢拍片。』」

聯美公司最後還是發行了這部電影,他的懷疑錯了,《安妮霍爾》獲得了巨大成功。《奧斯丁日報》(Austin Chronicle)的波卡頓(Marjorie Baumgarten)寫道:「(電影的)喜感、演員表現,以及深刻內涵,皆精準而完美。」
 
《紐約時報》的坎比(Vincent Canby)說:「這部片讓伍迪躋身歷來最佳導演之列。」電視劇《歡樂單身派對》(Seinfeld)的共同創作者大衛(Larry David)則表示:「這部片從此改寫了喜劇的拍攝手法。」
當《安妮霍爾》提名五項奧斯卡獎時,伍迪.艾倫對於得獎的看法首度變得清晰無比,他拒絕出席典禮,甚至不看電視轉播。他回憶:「第二天早晨起床後,我拿起送到我家的《紐約時報》,看到頭版的底下寫著,《安妮霍爾》贏得四項奧斯卡獎,我心想,哦!太好了。」

其中兩個獎項──最佳導演與最佳劇本,屬於伍迪.艾倫個人,但他無動於衷,堅持「奧斯卡獎得主」的字眼,不得出現在紐約市方圓一百英里以內的電影廣告上。
 
伍迪.艾倫的第二部電影《星塵往事》(Stardust Memories),更顯示出他不在乎外界的讚美。他說:「這是我最不受歡迎的電影,卻肯定是我私心最喜歡的一部。」
 
單就避免他人評論干擾這一點,不只伍迪.艾倫如此。詩人艾略特(T.S. Eliot)在登上眾人掌聲的頂峰,獲得諾貝爾文學桂冠之際,他並不想要這個獎。詩人貝瑞曼(John Barryman)特來道賀,直說這是個大日子。艾略特回答說:「(這個獎)來得太快,諾貝爾獎是通往自己喪禮的門票,沒有人在得獎後,還能有什麼成就。」他的領獎演說謙遜到近乎是遁辭:

「我開始構思致辭時要說什麼,本只想單純地表達感謝,但要做得恰如其分,卻非容易的事。我明白這是一名文字創作者所能獲得最高的國際榮譽,卻只能說一些陳腔濫調。承認自己不配得獎,等同於懷疑評審委員會的智慧;若大肆讚美委員會,又好像往自己臉上貼金。容我詢問,大家是否想當然耳認為,在得知獲獎的那一刻,我就如同任何人可以預期的,激動、興奮又虛榮,夾雜著受寵若驚的歡欣,又有點惱怒,因為一夕之間成為公眾人物而有些不便?因此,我得試著用委婉一點的方式來表達。我接受這座諾貝爾文學獎,這項榮耀頒發給一個詩人,是肯定詩的價值。今天我站在各位面前,並非個人何德何能,而是作為一個象徵,代表詩在這個時代的重要地位。」

愛因斯坦倒確實躲掉了諾貝爾獎頒獎,這座獎在他的天分早已廣受認可時姍姍來遲,而且不是因為他的相對論,而是另一個更抽象的研究「光電效應」──光是波,也是粒子。他宣稱頒獎典禮當天他在日本有事,不克前往,向委員會致歉後,隔年在瑞典哥登堡的北歐自然科學家大會上,發表了一篇「受獎演說」。
演說中,他沒提到光電效應,也沒提到諾貝爾獎。
 
2 |要獎賞,還是要選擇
1976年2月,加州海港城市蘇撒利多天氣乾而寒冷,一棟奇特的紅木小屋俯視著平靜的灰色港灣,門口裝飾著許多雕刻粗糙的動物,水獺演奏手風琴,貓頭鷹吹薩克斯風,還有一隻彈吉他的狗。木屋沒有窗戶,樂團佛利伍麥克(Fleetwood Mac)正在裡頭錄一張專輯,名叫《昨日已逝》(Yesterday’s Gone)。他們的心情陰沉如那天的天氣,氣氛像門口的布置一樣詭異,團員們恨透了這個怪異、陰暗、充斥一堆奇怪動物的錄音間。他們剛開除了製作人,主唱之一克莉斯丁.麥克維(Christine McVie)與貝斯手約翰.麥克維,樂團名字裡的麥克組合,正在鬧離婚。吉他手白金漢(Lindsey Buckingham)與另一名主唱尼克斯(Stevie Nicks)分合不斷,爭辯不休。而鼓手佛利伍(Mick Fleetwood)發現妻子與最好的朋友上床。每一天黃昏,他們縱情於迷幻藥、古柯鹼的盛宴,然後徹夜工作,克莉斯丁稱之為「雞尾酒」派對。

樂團在蘇撒利多撐了幾個月後,拔營落腳洛杉磯。麥克維夫婦和尼克斯分道揚鑣,在蘇撒利多錄的專輯是一團糟,樂團取消門票已經售盡的全美巡演,他們的唱片公司華納兄弟,也延後《昨日已逝》專輯的發行時間。
 
好萊塢的工作人員用新的技術修復錄音帶,挽救了這項計畫。樂團成員再度集合,聽到成品都很驚訝,那是一張很棒的專輯,非常棒。在蘇撒利多的爭吵記憶給了約翰.麥克維靈感,他把專輯名稱改成《謠言》(Rumours)。
 
《謠言》專輯在1977年2月推出,隨即大獲成功,盤踞暢銷排行榜冠軍長達三十一週,賣出上千萬張唱片,並贏得1978年葛萊美獎最佳專輯,同時也是美國史上最賣座的唱片之一,比披頭四所有專輯都暢銷。

如何保持《謠言》的記錄?他們在西洛杉磯租一間工作室,花百萬美元,完成一張雙碟專輯《長牙》(Tusk)──有史以來最昂貴的唱片。這張專輯得到一些不冷不熱的評價,在排行榜第四名徘徊了一陣子,賣出幾百萬張,然後便沉寂下來。華納兄弟拿它跟《謠言》的輝煌相比較,說這是一次失敗。音樂界的老手們稱這種現象為「第二張專輯症候群」──暢銷金曲的下一張專輯,花更多錢、更多時間、更多力氣的失敗之作。
 
佛利伍麥克在錄他們的熱門專輯時,創作力都沒有因當時的情感挫折而折損,他們在焦慮沮喪中創造出好作品。但是成功的盛名遮蓋了期待的荊棘,豐厚利益的背後有著巨大的代價,意味著,為了不辜負世界的等待,注意,世界是需索無度的,必須給出更多。

所有的創作者都會面臨這種危機。做自己想做的事,會做得比必須做的事要好。杜思妥也夫斯基曾經感嘆出版社施加給他的期待:
「我的寫照是,工作讓我飽受折磨。你知道寫作是怎麼回事?不,感謝上天,你根本不知道!我相信你從來不曾接單寫作,大量地寫個沒完,也從來不曾體驗過地獄般的痛苦。收到《Russky Viestnik》雜誌這麼多預付金(嚇人!四千五百盧布),年初時我衷心期望繆思不會離我而去,可以一整年文思源源不絕,最後我能讓每個人都滿意。雖然整個夏天和秋天,我選擇了幾個不同的構想(有些是有創意的),但經驗讓我總是在一開始就察覺每個構想的誤謬、困難或無常,最後我終於選定一個,並開始工作,而且寫了很多。但是到了12月4日,我會全部捨棄。我可以確定,這本小說還過得去,但我完全無法忍受──只是過得去,而不是真的好,我不想要這樣。」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經驗很普遍。「接單寫作,大量地寫個沒完」,比自主選擇來得沒有創意。
心理學家哈洛(Harry Harlow)是特曼(Lewis Terman,第一章「白蟻」計畫的發起人)的得意門生。特曼對哈洛的影響非常大,他勸哈洛把原本的姓氏「以色列」(Israel)改掉,因為聽起來猶太色彩過濃。哈洛在史丹佛大學接受特曼的指導,拿到心理學博士後,到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擔任教授。他把一棟空建築改造成全世界第一座靈長類動物實驗室,並做了一些實驗,測試獎賞對動機的影響。哈洛用鉸鏈、釘子和細棍做了一個機關,放到猴子籠裡,猴子如果按照正確步驟解開鉸鏈,他會再恢復原狀。一星期後,這些猴子都學會很快地解開機關,幾乎沒有錯誤。實驗的最後五天,一隻猴子在不到五分鐘內,解開機關共計一百五十七次。沒有任何獎賞,這群猴子解題只是因為好玩。
 
接著哈洛在過程中加入獎賞──食物,猴子解題反而變差了。他的解釋是:「(獎賞)容易干擾,而不是幫助實驗對象表現。」這是個令人驚訝的發現,第一次有人注意到,外在獎賞會減弱動機,而不是增強。

然而這是猴子,那麼人呢?
亞瑪拜耳要求藝術家挑選二十幅自己的作品,其中十幅是接受委託的畫作,另外十幅非委託畫作。一組獨立評審負責評分,比起自由創作,受委託的畫總是被評為缺少創意。
 
1961年,普林斯頓的格拉克博格(Sam Glucksberg)使用蠟燭題來研究動機。他告訴受試者,依照他們解題的速度,把蠟燭放到牆上,就可以贏得五到二十美元──相當於2014年的四十到一百六十美元。另外一組人則沒有獎金。結果與哈洛的猴子、亞瑪拜耳的藝術家一樣,沒有獎金的那組人更快解開蠟燭題。獎賞對於表現有不利的影響,格拉克博格和其他科學家的後續實驗,仍然得到相同的驗證。

獎賞與動機的關係,並不只是「獎賞削弱表現」這麼單純。除了亞瑪拜耳與格拉克博格之外,有超過一百個相關研究,結果莫衷一是,有些發現獎賞有用,有些則是有害,也有研究的結果是沒有差別。
 
亞瑪拜耳繼續做了兩個研究,進一步探究及延伸這個主題。第一個實驗中,她要求一群學童看一本圖畫書說故事,其中一半學童說故事可以得到獎勵,玩拍立得相機,另一半則沒有獎勵。她讓學童在說故事前先玩相機,以消除期待獎勵對思考的干擾。沒有獎勵的一組也可以玩相機,但與說故事這件事沒有關連。這些學童講的故事都被錄音,交由一群老師評審。結果很清楚,也符合預期:沒有獎勵的一組講的故事比較有創意。

第二個實驗,亞瑪拜耳加入一個新的變數──選擇。她告訴六十名大學生,他們將參加一項人格測驗才能拿到學分,測驗過程中,研究人員假裝錄影機壞了,無法繼續進行。然後她告訴其中一組,稱為「無選擇─無獎賞」組,他們必須完成拼貼畫來代替測驗。另一組「無選擇─有獎賞」,必須完成拼貼畫,但是可以得到兩美元。詢問第三組「有選擇─無獎賞」,是否可以做一幅拼貼畫,但沒有任何獎金。再問第四組「有選擇─有獎賞」,是否願意做一幅拼貼畫,拿兩美元獎金。為了加強獎金效果,她在獎賞組創作時,把兩張紙鈔放在他們面前。最後全部的作品由一組專家進行評審。這次實驗裡,獎賞果真激發出最有創意的作品──來自「有選擇─有獎賞」組;但最沒有創意的作品,也與獎賞有關──來自「無選擇─有獎賞」組。沒有獎賞的兩組,得分在兩者之間。就創作而言,選擇改變了獎賞所扮演的角色。創意表現最差的那一組,問題顯而易見:他們感受到的壓力最多。
 
 

台長: 讀.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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