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位共二十三年，雖然他在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遠遠比不上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但其業績卻是在歷史上最傑出的，正是由於他的努力，才使唐朝在當時的世界成爲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處於領先地位，日本古代社會的政治與經濟幾乎是唐朝的翻版，至今日本中央的省（相當於我國的部）就是來源於唐朝中央的三省制。所以，後來人就用「貞觀之治」來表達對唐太宗政績的肯定和對貞觀時期太平盛世的景仰和嚮往。
一、總結經驗教訓，選官任賢，大度納諫
唐太宗在即位之後便聽從了尉遲敬德的建議，這主要是如何處理原來屬於太子李建成東宮集團的人。尉遲敬德說殺人過多了不利於國家的安定，因此，太宗便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原來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幹的還委以重任，魏徵便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唐太宗的寬容化解了許多矛盾，也使許多原來站在對立面的人能夠有機會轉變過來，成爲治理國家的有用之才。
因爲唐太宗採取寬容的政策，使得新的中樞決策班子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來，除了唐太宗的原來屬下，還有李建成原來集團的人。在新的領導集團裏，因爲李建成的消失，使原來互相之間的矛盾得以消除，共同爲國家籌劃方略，人才的保留是貞觀之治能夠出現的很重要的原因。
之後，唐太宗又和大臣們共同總結隋朝的滅亡教訓。對於隋朝的興亡，唐太宗是親眼所見，有親身體會的。在他眼裏，隋朝本來是一個很有實力的大帝國，經濟實力尤其雄厚，所以隋煬帝才能有條件向西域商人炫耀，請他們來，還相當禮遇，最後更賞賜許多財物。據估計，隋朝當時儲備的糧食夠五十年用的，但隋煬帝僅僅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就使這個龐大的實力雄厚的帝國分崩離析，自己也落得個悲慘的下場。
爲使唐朝長治久安，唐太宗認真地總結了隋朝滅亡的教訓，並總結出了三種原因。第一，奢華浪費，勞民傷財。隋煬帝爲了享受，大修宮殿。第二，生活腐化墮落，荒淫無道。爲滿足自己的貪欲，讓全國進獻珍奇寶物和大量美女。第三，戰爭太多，耗費國力。東征高麗，不僅無功而返，更損失慘重。加上其他多個戰爭，使得民不聊生，最終導致隋朝的滅亡。
在慘痛教訓的對照下，唐太宗下決心進行徹底治理，加上下屬大臣們的通力協作，貞觀之治在中國歷史上展開了它美麗輝煌的畫卷。
治理國家很重要的一條便是官員的選拔和任用，這是唐太宗治理國家的第一出發點。在唐朝建立之初，從魏晉南北朝時期流傳下來的重武輕文的傳統還沒有改變，許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戰時勇猛無敵，但治理國家處理政務就不再是內行了。
因此唐太宗將選官的標準定在了兩個重要方面，一是才幹，一是德行。這兩要項從根本上影響了唐朝的選官制度和考課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選拔，以「身（體貌豐偉）」、「言（言辭辨正）」、「書（楷法遒美）」和「判（文理優長）」爲基本的四個標準，除此之外，還用「德、才、勞」三個標準逐級次第選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據政績考核，最後由皇帝親自裁定。正因如此，唐朝的楷書才在歷史上首屈一指，出了顔真卿這樣的楷書書法家，也因爲科舉考試靠的內容是詩詞歌賦，唐朝才有了那麽多的詩人。
唐太宗選拔官吏時雖然如饑似渴，但他沒有因爲求賢而降低了標準，他是用才幹和賢能嚴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說得很有道理。
但後來的一些貪官汙吏卻以此作爲自己任人唯親高裙帶關係的藉口。在正確標準的衡量下，許多有才幹的人被唐太宗納入朝中做臣子，這包括許多原來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在李建成死後，東宮集團裏有很多人想找機會加害唐太宗，最少也是在心理上任太宗為敵人。唐太宗卻將這些人看成自己人來真誠對待，根據才幹大小委任官職，從而爭取了許多人爲其效力，魏徵的例子是最好的證明。
他的直諫說明他對唐太宗是很感激的。直言進諫說明魏徵是真正的忠臣，不進諫只知道討好皇帝的人才是歷史上常出現的奸佞之臣、誤國之臣、亡國之臣。
太宗也非常重視官吏的個人品德，尤其是地方官吏的選拔更爲嚴格，他認爲地方官是代表國家直接管理百姓的，他們的素質高低關係到百姓對國家的態度。他下令，縣令由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吏推薦，而刺史則由他親手選派。爲了選好刺史，唐太宗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將全國刺史的名字等情況讓人寫在了自己寢室中的屏風上面，根據各方面的資訊及時地記錄他們的功過，作爲以後考核的重要參考。另外，地方官還要在每年的年終進京述職，其政績則由吏部全權考核，最後根據平定的等級來決定升級或降級。
除了這些選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還利用了在隋朝便開始實行的科舉考試制度。這使選官的途徑增多，選擇的範圍也擴大，爲一般的讀書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機會，比原來的推薦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有一次，唐太宗看著衆多新考中的人，高興地說：「天下的良才都來爲我服務來啦！」科舉考試分兩種，一是常舉，定期舉行，一是制舉，由皇帝決定臨時舉行，考中後，原來有官職的人便可以升官，原來沒有官職的由吏部考核之後再授予官職。後來在武則天時期，還曾經舉行過武舉，考步馬武藝，作爲武官選任的條件之一，後來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立下戰功的名將郭子儀，便是從武舉中脫穎而出的。
同時，唐太宗又精簡機構。在隋朝時，中央的官員達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淵建立唐朝後基本上沒有變動。李世民命房玄齡負責調整精簡機構，最後確定官員的編制爲六百四十人，提高了辦事的效率，也大量地節儉了政府的開支。爲嚴肅地方吏治，唐太宗還依照地理形勢將全國分爲「十道」，即「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然後從京城的高官中選任觀風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獎懲。
唐太宗對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盡其才，而且是充分發揮其長處。對於歷史上有名的「房謀杜斷」，房玄齡、杜如晦就是一個典型，他們不善於斷案和處理雜務，但卻善於謀劃和決定國家大事，所以用爲宰相，用其所長，避其所短。而戴胄則相反，他不通經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讓他做大理寺少卿，負責審理案件，結果他辦事異常幹練，案子從不積壓，深得唐太宗賞識。 有了正確嚴格的選官標準，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貞觀時期出現了衆多賢良有才幹的名臣。
在西元643年（貞觀十七年），唐太宗讓畫師在淩煙閣畫二十四名功臣的畫像，這就是貞觀時期的傑出大臣，其中包括我們比較熟悉的長孫無忌、魏徵、房玄齡和杜如晦，還有尉遲敬德、柴紹、李靖、秦叔寶等，連一些有名的畫家和書法家也榜上有名，如閻立本、歐陽詢。這些名臣共同促成了貞觀之治，也共同促成了盛唐的燦爛文化。
唐太宗在中國歷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納諫的過人氣度是有直接關係的，納諫方面他也是最突出的。他和魏徵成了歷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君和名臣。
魏徵有句名言「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句話至今還被我們經常引用，當時，唐太宗就將魏徵的這句忠言牢記在心，有了好的觀念作指導，納諫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礎和前提。魏徵能被太宗重用和太宗的寬容也有很大的關係，當初太宗質問魏徵：「你爲什麽挑撥我們兄弟關係？」魏徵並不求饒，反而倔強地說：「如果太子早聽我的話，一定不會是今天的結局。」唐太宗很讚賞他的直率，便以禮相待，並根據他耿直的秉性，讓他任諫議大夫，貞觀三年又任參予朝政，行宰相職權，成爲貞觀名臣。
唐太宗的大度寬容也體現在對待尉遲敬德上。尉遲敬德原是劉武周手下的大將，在武德三年（620年）他和另一員大將尋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但不久，尋相又叛亂。衆將便疑心尉遲敬德也將要叛亂，就囚禁了他，還建議唐太宗殺掉他。唐太宗卻說：「他如果要叛亂，難道還會落在尋相的後邊嗎？」然後就放了尉遲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氣相許，請不要將這點小誤會放在心上，我絕不會聽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尉遲敬德深受感動，後爲唐太宗屢建奇功。
爲了鼓勵大臣進諫，唐太宗還有 一句名言：「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確實是發自內心。在武德九年（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點兵。當時的唐制規定，年滿二十一歲才能入選，但大臣封德彜卻說十八歲以上高大健壯的也可以點兵，並得到唐太宗的同意。魏徵卻駁回了詔令三、四次，不肯簽發。唐太宗大怒，召見他質問。魏徵說：「您常說要以誠信治天下，但即位以來，僅幾個月就多次失信於民，這怎麽能說是以誠信治天下呢？」太宗聽了轉怒爲喜：「過去我總以爲你很固執，不懂政事，今天聽你分析國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我確實是錯了。」太宗不但改正了錯誤，還賞賜給魏徵一只金甕。
魏徵去世後，唐太宗異常悲痛，他說：「人用銅做鏡子，可以糾正衣冠；用古代歷史做鏡子，可以明辯國家的興盛與衰亡；以人做鏡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過錯。現在魏徵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寶貴的明鏡。」唐太宗還去淩煙閣，對著魏徵的畫像做詩一首：「勁條逢霜摧美質，台星失位夭良臣。唯當掩泣雲臺上，空對余形無夏人。」
爲充分納諫唐太宗進行一些改革，他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員要在中書省（爲皇帝起草詔書的辦事機關）輪換值班，聽從隨時召見以便及時商議大事。他自己也不是獨斷專行的人，他將國家重要的軍政事務以及五品以上官員的任免權交給了宰相會議，以便充分聽從衆人的意見，集思廣益，委任最合適的人選。對於一般的政務，他要求負責起草詔書的中書省和負責復核詔書的門下省都要各負其責，認真做事，不許敷衍了事。唐太宗的禦臣之術並不高明，但它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數大臣的專權亂政，也充分發揮了大家的集體智慧，有了賢明的君主，則使得好的國策能夠得到徹底執行君臣的共同努力，通力協作，這是貞觀之治産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唐太宗的行爲給歷代帝王樹立了一個好的典範。
爲更好地納諫，唐太宗還採取了一些具體有效的措施，如諫官和史官列席軍政會議，對於敢於直諫的大臣給于重賞鼓勵，同時也是對其他人以後進諫的一種有效的鼓勵。
二、節儉自律，厲行法制，發展國家經濟
唐太宗即位之後，在提倡接見方面爲群臣做出了表率，他最初住的宮殿還是隋朝時修建的，都很破舊。同時，他還禁止鋪張浪費的厚葬習俗，明確提出要求，即五品以上官員和皇親貴族都要嚴格遵守。至於官吏們的奢侈浪費唐太宗也明令禁止。所以，在大臣中形成了一種良好的節儉的風氣，出現了許多廉儉大臣。如戶部尚書戴胄，由於生前生活簡樸出了名，死後家裏連個祭祀的地方都找不到。至於魏徵更是如此，一生也沒有個像樣的正屋。
爲了管理國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貞觀律》，明確了賞罰制度，加強了法制建設，長孫無忌又和其他人爲其作注，這就是後來所說的《唐律疏議》，成爲封建社會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且一直保存下來。
除律外，還有令、格、式，法制成了完整的體系。令是規定國家各種制度的法典基本上包括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格也相當於律，是皇帝對國家機關或個人因時因事而頒行的詔書彙編。式則是國家機關經常和廣泛適用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令、格、從積極的方面來規定國家機關和官民人等應當遵守的制度，而律則從消極方面規定違反令、格、式以及其他一切犯罪的刑罰制裁。四種法律形式互相協調，體現了唐朝立法技術的高度成就。
唐太宗還設立了死刑覆奏制度，以示對人命的重視。在京城要在兩日內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這種制度的建立有個慘痛的教訓，就是錯殺了大臣張蘊古，唐太宗後悔不已。因此決定設立這項制度，同時爲了防止和嚴懲誣告行爲，還規定誣告者要“反坐”，即誣告他人什麽罪名，就用這種罪名懲罰誣告人。
唐太宗發展經濟的措施很多，這包括：推行均田制，獎勵墾荒：頒行租傭調法，輕徭薄賦：勸課農桑，不奪農時：設置義倉，救災備荒；增殖人口，獎勵婚嫁，發展生産；興修水利設施，疏浚河渠。
當時唐太宗有一段話論述了國家的根本問題：“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東西，國家以百姓爲本，百姓則以衣食爲根本，而生産衣食又以不喪失農時爲根本。”這體現了他的重民思想，在正確的思想指導下才會有好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實施。 爲了增殖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間男子二十歲，女子十五歲可以結婚，還將人口增長與否作爲考核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標準。到了貞觀二十三年，全國的戶數增加到了三百八十萬戶，比他剛即位時增加了將近一倍。
有上述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來，糧食連年豐收，糧價持續下跌。百姓開始安居樂業。到貞觀中期時，國家出現昌盛景象，貞觀之治就是指的這個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很難出現的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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