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發靜光的銀杏 莫 渝
―― 懷思巫永福先生的「文學之路」
前 引：
1930年代，日本殖民地出身的數位二十來歲的台灣青年，在東京籌組「台灣藝術研究會」，印行文學雜誌《フォルモサ》(即《福爾摩沙》)，推動藝術性的詩文學，為新興的台灣文學界掀起里程碑。隨歲月流逝，當年英姿氣盛的一夥文藝憧憬者，逐漸凋零，跨世紀後，碩果僅存的巫永福先生也於今年9月11日離世，全體成員走入歷史，但，文學運動與文學生命並未萎謝。如同落地種子般，它們繼續在這塊土地各自萌芽、長大。文學雜誌的旗幟，仍標記著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的有力飄揚，巫老生前整理出版全集24冊及未整理的少量文稿，都將成為豐富的文化遺產，提供典藏，讓後人欣賞與研究。塵土一坯，朝露人生，引人懷思的是這些足以千秋的詩文學。
2008年10月12日，台北市第一殯儀館景行廳告別式場內的輓詞，甚多「典型永存」、「仁風永仰」、「碩德永欽」、「德望所歸」、「駕鶴西歸」等，呈現的是他在社會層面世俗認同的「蓋棺論定」。另一層面，文學界恭送花籃的輓詞，如笠詩社的「詩業永恆」、台灣筆會的「筆劍同光」、文學台灣社的「文學長存」、李敏勇的「時代先鋒」，就突顯並肯定了他在心靈活動的焦點。
跨世紀的「文學長者」巫永福先生，是「國之耆宿」，台灣文學界的頂針，以九六高齡往生，理當有國家級的告別儀式，然環視現場，民間人士居多。讀其詩文，或許能體會家族的低調。再回看巫永福一生文學創作與行誼，他寫下甚多與當時文人交往的記錄，在當事人往生後，記載尤詳。同為台灣藝術研究會的同志王白淵和張文環兩位，巫老的追懷之情，溢於言表。在〈緬懷王白淵〉長文，巫老詳述當年告別式過程與眾親友留下的話語，文章起筆，巫老說「一個人死去，還常能使人緬懷者實在不多，雖已去了二十年，台灣新詩草創期的傑出傷痕詩人王白淵的影子，卻常在腦子裡環繞，談論新詩與美術的時候，他就會出現於我的面前。」在〈悼張文環兄回首前塵〉文章前，巫老留有一輓聯：
數十載文學運動，春風並坐，夜雨聯床，回首前程悲若夢。
猶著佳構竟未成，一朝永別，典型式望，尚留斯界作巨人。
如今，巫老走了，應有更多的晚輩緬懷他，先敬記數語，謹表感念：
轉型正義未完成，威權餘力強復辟，詩人遺憾深深深。
文學大業堆疊砌，無悔當年志凌雲，魂歸家鄉樂樂樂。
來自埔里的文學少年
台灣中部南投縣境，是全台唯一不濱臨海岸的內陸縣，卻擁有最美麗的日月潭和溪頭林園；1930年，引發世界矚目的「霧社事件」也在境內。當時，日治時期的行政轄區，列為台中州。霧社事件前十餘年，1913年3月11日，巫永福出生於台中州能高郡埔里社街（今南投縣埔里鎮），埔里是一處寧靜安份的小村鎮。乙未年間，台灣成為日本殖民統治之初，日軍進入埔里（清政府稱：大埔城），即發生「埔里抗日運動」，民眾犧牲了數千人。
巫家在當地經營地產與企業甚有成果，栽培年輕晚輩踏入醫門，在當地懸壺濟世，屬鄉紳望族，巫父自然期待永福能步後塵同樣學醫，偏偏造化弄人。1920年，巫永福入讀埔里公學校，1925年轉埔里小學校， 1927年畢業，考進台中一中。隔年，認識大他一級的學長三級生鹿港人施述天，因借得日文版「世界文學全集」，閱讀法國與舊俄作家的小說，如《包華利夫人》、《女人的一生》、《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罪與罰》、《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白癡》等大作，深受感動，興奮之餘，立志於文學之路。十五歲的少年，立志於「文學之路」，當然背逆父親原意，免不了引發困擾。1929年赴日，進名古屋五中（熱田中學），畢業後，因仰慕明治大學文藝科的教師陣容，於1932年考進明治大學文藝科，接受世界文學的學院制度洗禮與薰陶。這些名師，包括文豪山本有山，小說家里見敦、橫光利一，戲劇家岸田國士、豐島與志雄，評論家小林秀雄、谷川徹三，詩人室生犀星、萩原朔太郎，露西亞（俄國）文學研究者米川正夫，法國文學研究者辰野隆，德國文學研究者茅野簫簫等人。
同年，巫永福與東京的台籍留學生蘇維熊、曾石火、張文環、王白淵、吳坤煌、楊基振、王繼呂、施學習等人，籌組「台灣藝術研究會」，翌年，印行文學雜誌《フォルモサ》(即《福爾摩沙》)，共出三期。巫永福在此刊物發表小說、詩、劇本。踏上「文學之路」的夢想，終於實至名歸。
文學行誼
1935年春，巫永福自明治大學文藝科畢業，返台，處理家族事業，同時，考進台中《台灣新聞社》擔任社會部記者，加入張深切、張星建主持的「台灣文藝聯盟」，在其機關雜誌《台灣文藝》發表作品；稍後，又加盟張文環的《台灣文學》，仍繼續文學寫作。戰後，日本退離，政權轉移，發生「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權由中國大舉撤退，轉而全面掌控台灣，台灣政治社會劇變，這時，巫永福淡出文壇，先後任職信託公司、家族事業、台中市政府祕書、中國化學製藥公司，1963年出任新光產物保險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職業與生活安定，至1985年退休。
戰後初期，雖然曾淡出文壇，並未放下筆紙，一首有名的詩〈新做爸爸〉，即為1949年11月17日的作品，表現初為人父，洋溢著歡欣喜悅，讀者心情也跟著快樂輕鬆；再者，因為童年曾受私塾的漢文教育，此時，已能用流利的中文寫詩。不過，比較積極的，應該是1967年加入「笠」詩社，隨後，在《笠》詩刊42期（1971年4月15日）發表「故鄉抒情」四首詩，及《笠》詩刊52期（1972年12月15日）由陳千武譯「巫永福詩輯」九首日治時期作品。前者〈泥土〉、〈沉默〉，屬新作；後者〈孤兒之戀〉、〈信號旗〉、〈祖國〉等出土的1930年代作品，令不少人注意到這位從日治時期走出來的詩人，尤其〈祖國〉一詩，擦亮許多人的眼睛。《笠》，是巫永福重新出發的文學基點；由此，延伸至《台灣文藝》，1977年，接任發行人；更進一步，因早年受評論家小林秀雄（1902～1983，日本文化界最有影響的評論家之一，也是法國文學譯者）的啟示，即體認文學評論的重要，1979年，獨自捐資創辦「巫永福評論獎」，鼓勵評論作業；1993年，改組成立財團法人巫永福文化基金會，分設：文學獎、文學評論獎、文化評論獎三項，嘉惠關心台灣文學的年輕學者與作家。至此，巫永福由文學創作者，型塑成文學運動者，益發其文學生命的充盈。
1996年5月，整理出版《巫永福全集》15冊；1999年6月，續出4冊；2003年8月，復出5冊，總計24冊。在全集的〈獻辭〉，巫永福感謝父母與家人的支持外，特別提到明治大學文藝科的師長：山本有山、橫光利一、小林秀雄，將全集呈獻三位，且三拜之，顯現巫老銘感的誠心。
文學創作的肯定
巫永福先生早期用日文寫小說、詩、劇本、俳句等；戰後用中文寫詩、評論、隨筆，仍參與日文俳句團體活動；晚期用台語寫俳句、短句（五言絕句），總計文字書寫，超過一甲子歲月，留下豐碩的巨迭成果。若以較嚴謹的文學創作看，約略可分兩期，日治時期的1930年代至40年代初，與戰後1970、80年代。前期小說創作是主力，戰後則無愧「詩人」之名。證之全集之外，生前他特地精印兩本自選集：《巫永福小說集》（2005年6月）和《巫永福現代詩自選集：泥土》（2005年10月），可見小說與詩，是他關注的重點。
文藝青年的成長，大都自發式的在青春期出現。藉由外界五光十色的變化，青年直覺地興起第一度敏銳的感應，接納並抒發為文字記錄。巫永福的文學起步具同樣歷程。或許，他較為幸運，有機會進學院親炙文學大師和名師的教誨。第一篇小說即發表在1933年的《福爾摩沙》創刊號，至1941年，巫永福寫了七篇日文小說，直到1970年代，藉由譯筆才登上中文的台灣文壇，計六篇：〈首與體〉、〈黑龍〉、〈河邊的太太們〉、〈山茶花〉、〈阿煌與父親〉、〈慾〉；另一篇1936年的〈眠ぃ春杏〉，未見中文版。這些標誌著巫永福先生在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印痕。六篇中，〈首與體〉和〈慾〉有特殊意義。
明治大學文藝科諸位師長中，橫光利一（1898～1947）是與川端康成（1899～1972）同時起步及齊名的小說家，1924、25年間提倡「新感覺派」的夥伴，評論家小林秀雄還稱譽橫光利一為「小說之神」。「新感覺派」的寫作技巧有幾個特徵：1.為藝術而藝術（藝術至上、純文藝、唯美派），2.描繪都會（市），3.擅用獨白，4.意識流跳動思維的寫作，5.著重人物心理活動與感覺的細膩描繪。橫光利一創作過〈頭與腹〉（腦袋與肚子），巫永福第一篇小說〈首與體〉，適時出現。或許有標題的模擬，內容純是作者「獨特的感覺」。不論初學或模擬，並無礙有心者的朝前邁進。如果將這兩篇作品，從影響接受說的理論探究，會是比較文學有趣的主題。
刊登《台灣文學》第一卷第二期（1941年9月1）的〈慾〉，全文約17000字（1970年代末，鄭清文中譯），敘述：布店老闆周文平想擴充營業（現代化的生意，須有現代化的店舖），購買（或承租）吳得成的角間文具店。雙方多次交涉，無法協議。林貴想進入王隆生的公司當董事，受到阻撓，未能如意。周文平與王隆生曾為中學校同窗，彼此事業有成，時相往來；但「有些事，竟連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周文平周旋在林貴、吳得成和王隆生之間，既合好又暗中較量，耍技倆，最後圓滿收場。原本會有刑責的王隆生也因圓融處理，全身而退。這篇小說主旨描繪：中產階級新興市民在商場與暗潮洶湧的人慾中，鬥智、掩飾、挑撥離間、虧空等複雜的人際糾葛，彼此如何連橫合縱（互相合作、設計？），從而獲取利益。書中充斥著人性心理的剖析。就表現內容看，開創了商業文學、都會文學與中產階級新興的市民文學。標題〈慾〉則包括幾個意涵：1.本意：欲望、夢想、野心，以及錢財、權力與情愛的貪戀。2.貪求無厭、人慾橫流。3. 受寵或寵人。4.如小說中的語句：就像一條滑溜溜的蛇，敏速地轉身，逃向自我本位的安全地帶。有時，它也為自己的慾望而咬噬，並且不惜輸入毒液。
1999年，巫永福參加龍瑛宗的告別式，撰文〈龍瑛宗最得意的的一九三O年代〉，其實，1930年代也是巫永福活躍期，是他本人津津樂道的年代：如沐春風的受教與參加第一個文學雜誌《福爾摩沙》，展露了其文學人的身分證。
1930年代，巫永福已有日文詩的創作，惜自己疏於發表，未久，台灣政局動蕩，直到1970年代初才披露。結合新的創作，拓展了巫老的創作另一面向與高峰：「詩人」之志。若依巫老自訂的《巫永福現代詩自選集：泥土》看，共收116首詩，有代表意義的幾首名詩，如：〈遺忘語言的鳥〉、〈信號旗〉、〈孤兒之戀〉、〈祖國〉、〈雞之歌〉、〈泥土〉、〈氣球〉、〈風箏〉等均含蓋在內，極適合一般讀者的閱讀與欣賞。在《美麗島詩集》裡，巫永福記下自己的詩觀：「由自己的獨特個性出發，選擇其詩的型態，以語言技巧地表現其詩情、詩感，以顯示對人生的感性及思想。換言之，由主觀的燃燒而成為客觀化的純粹的詩的感受，再由其所把握的視覺角度，以簡約適切的語言組織的效果及修辭，表現其多端的姿態而構成新世界或新的現實，這樣成為生命的動態及美感，而能引起讀者的共鳴與共感者，即為好詩……。」
試以〈泥土〉為例，略加說明，全詩如下：「泥土有埋葬父親的香味╱泥土有埋葬母親的香味╱╱飄過竹叢 落葉亮著╱向那光的斜線 鳥飛去╱╱潮濕的泥土發出微微的芳香╱寒冷的泥土發出淺春的芳香╱╱閃躍於枯葉的光底呼吸裡╱鮮新而豐盈的嫩葉 亮著╱╱微風也匿藏著溫暖╱雲也打來春的訊息╱╱嫩葉有父親血汗的香味╱嫩葉有母親血汗的香味」。本詩1971年發表，共六段，每段兩行，形式上有對偶相襯的並比修辭。詩題「泥土」＝ 土地 ＝ 在地，有鄉園、人倫與親情緊密結合之意，是我們生長活動歸屬的場域。首段，父母親往生，泥土含笑將之掩埋接納；生前，父母親的辛勞，藉由嫩葉傳送；末段，嫩葉，即幼嫩生命，在父母親血汗的香味中成長茁壯。首尾既呼應搭配兼傳承，先提泥土的埋葬作用，再敘「嫩葉」的新生命，代代循環不已。中間四段，透過官能中嗅覺（香）、聽覺（音）、視覺（光）、觸覺（濕、冷）的敏銳感應，截取自然界的變化，尋得鄉園與人間親情的傳承生機，串聯首段泥土的收容和末段嫩葉新芽的冒出，吻合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變遷。詩中，父母親如擴大為祖先祖靈解，更益明確人與泥土，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和諧互動。通常，流汗發臭，屍身亦然，本詩出現多次香味、芳香，這是作者刻意發揮的昇華作用，使全詩散溢美與真的氛圍。這首充滿生機的詩句，前兩段四行鏤石為銘，立在南台灣鍾理和紀念館的文學步道園區內。
魂歸家鄉
世界文豪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年輕時立志「文學之路」時，說：「不成夏多布里昂，誓不為人！」夏多布里昂是誰？全名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的夏多布里昂，是浪漫主義啟萌人之一，晚年著有《墓外回憶錄》（Mémoires d’outre tombe），約130萬字，書裡有底下兩段話：「我生活於兩個世紀之交，彷彿在兩條河流的匯合處；我栽進翻騰渾濁的水中，遺憾地遠離我出生的舊岸，懷著希望向一個未知的岸游去。」「舊世界已結束，新世界正開始，我看到了曙光的反照，卻看不到太陽的升起了。我所能做的只是坐在我的墓穴旁，然後，手舉著十字架，勇敢地走下去，走向永恆。」
巫永福出生於1913年，走過20世紀，跨入21世紀；經歷日本和中國國民黨兩種殖民統治；見識中國國民黨戒嚴的白色恐怖和李扁的民主多元；臨終之際，再次感受虛擬國家的庶民無奈，應有一份難遣的悲淒，類似夏多布里昂的感觸。
銀杏，是高大長壽的落葉喬木，地球上最悠久的樹種之一。在高緯度北方，韓國首爾的街樹是銀杏；日本東京，也將銀杏稱為「東京之樹」。南投溪頭的台灣大學實驗林區內，遍植一百多株銀杏。南投，何其幸，擁有一片難得的銀杏林。南投，亦何其幸，有巫老這麼一位傑出且高壽的文學家。2008年10月12日告別式後，巫老隨即火化，靈骨安奉於埔里巫家墓園。
銀杏，長年累月，吸納陽光、雨水與自由，靜靜散放柔和的光芒，供仰瞻者贊嘆。魂歸故里的巫老，同樣將其一生的文華，透過溫馨的詩書，留下啟發智慧的文采。銀杏永福，永福銀杏，都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繼續供後人領賞銀光和智慧。 （2008. 10.20.）
―― 刊登《台灣文學館通訊》21期，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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