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通eTag事例證明政府大員時時為立志富可敵國的商人拼經濟。他們在富豪面前，充任大善人的角色時、苦了誠實納稅的百姓時，亦與歷朝藏富於民的施政方針背道而馳了
＊聯合報╱賴英照 2014.01.09
西元七五五年冬天，杜甫從長安到奉先（陜西蒲城）探視妻小。路上看到皇親大臣在華清宮縱情聲色，而嚴冬街頭，卻有凍死的骸骨。風雪中進得家門，聽到全家大小哭成一團，原來他的小兒子已經餓死。憂傷自責中，他寫下「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長詩，裡面有兩句，你我都會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是開元天寶盛世，長安是當時地球上最繁華的城市。
今年元旦，當今地球上最繁華的城市紐約，正進行新舊市長的交接。新任市長白思豪（Bill de Brasio）以縮小貧富差距的訴求，拿到七三‧三四％的選票。就職當日，天寒地凍，他再一次向貧寒人民送暖，誓言為他們終結不公平的經濟社會待遇。美國是資本主義根深柢固的國家，主打貧富問題為什麼能撼動人心？這當然和貧富差距急速擴大有關。學者研究指出，一九八○年到二○○五年間，美國八○％的新增財富，被一％的人拿走。二○一一年有四六二○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
二○一一年五月，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帝格里茲（Joseph E.Stiglitz）在浮華世界雜誌（Vanity Fair）的文章，標題就是「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他指出，一％的人拿走全美國廿五％的所得，掌握四○％的財富。廿五年前，一％的人只有十二％的所得和卅三％的財富。同一時期，廣大的人民薪資倒退，生活痛苦，美國已經背離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
文章發表後約四個月，二○一一年九月十七日，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群眾走上街頭，高舉標語嘶聲吶喊：「We are the 99%.（我們就是那百分之九十九）」；形同昭告世人，這是一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國度，而這正是富甲天下的美國。多少年拚經濟的結果，人均所得達到五萬美元，但分配嚴重不均，逼得人民大聲質問：為誰拚經濟？
史帝格里茲二○一二年出版的The Price of Inequality進一步指出，貧富差距擴大，不是憑空而降，而是市場力量和政治算計交互作用的結果。他呼籲政府要大刀闊斧的改革，終結這種獨厚頂層卻犧牲廣大人民的政經制度。他的觀點，引發仁智互見的回響。
最有力的回響來自歐巴馬總統。二○一三年三次重要演說，都強調要縮短貧富差距。他在一月廿一日的就職演說指出，如果只是少數人致富，但多數人的日子過不下去，這個國家不會成功。二月十二日的國情咨文更直指公司利潤已經到達歷史新高，但員工薪資卻文風不動。他宣布三年內基本工資要從時薪七‧二五美元提高到九美元；同時宣示要打造更多機會的階梯，讓努力的人能夠往上爬。
十二月四日他在華府智庫「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演說更強調，如何確保辛勤工作的每一個人，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是當代最為關鍵的挑戰。他指出，十％的人賺走全國五○％的所得，ＣＥＯ的薪酬是員工平均薪資的二七三倍。這種分配不均也造成階層流動的僵化。生長在底層廿％家庭的小孩，成功爬到上層的機會不到五％，而且不止影響一代，還有代際的惡性循環。這樣的發展，影響經濟成長，降低社會信任，威脅民主根基，更動搖美國夢的基本價值。
有人認為拚經濟必然造成分配不均。但歐巴馬指出，歷史經驗顯示全民共享成長的年代，正是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而分配不均到達一定的程度，成長反而遲緩。
台灣經驗可以支持歐巴馬的觀點。台灣經濟奇蹟一向以兼顧快速發展和分配公平自豪。這樣的奇蹟，今天還存在嗎？有人從吉尼係數○‧三三八，所得最高和最低廿％的差距只有六‧一三倍，證明台灣的貧富差距不是問題。
但也有人看到所得最高和最低五％的差距，三年間從六十二倍（二○○七）上升到九十三倍（二○一○）；坐享減稅利益的企業，雖然獲利超過百億元，員工還是只有二、三十Ｋ的薪水。貧富差距擴大，加上教育制度的變革，寒門子弟上不了頂尖大學，更難出人頭地。
這種認知的差距，凸顯相關資訊的不完整。主政者必須徹底瞭解台灣所得和財富分配的實際情況，對外詳細說明。更重要的是，政府應確立「為全民拚經濟」的政策，對於拉大貧富差距和僵化階層流動的關鍵制度，必須勇於改革，以確保拚經濟的成果，不被少數人壟斷。「奉先詠懷」不應該是杜甫的預言，成為千年之後台灣社會的寫照。
（中原大學講座教授、司法院前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