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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岁口述》上篇 三〇 晚年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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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有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5-28

“文化大革命”前後,我是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也停了十年,後來恢復了,我是政協教育組副主任。後來恢復“文改會”的工作,後來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我離休的時間是1988年12月31日。

1988年對我是一個分水嶺。這一年我有了電子打字機,這是一個改變。張允和對拼音不感興趣,她會,但是不熟悉。後來有了電子打字機,她才知道自己不熟悉,就要自己查,因為拼音太容易,她在電子打字機上用拼音編《水》。 《水》這本雜誌是原來她們在家庭裡玩的。改革開放了,家庭裡的人在國內國外都可以往來了,原來是二十年親戚朋友不能往來,連地址都不知道。她就想起恢復親戚朋友的聯絡,於是恢復《水》,有了電子打字機,就比較方便。

1988年以後可以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把我的研究工作一點一點搞一個段落;第二個階段就是隨便看東西,寫雜文。我是做學術工作的,不搞文學,為什麼不搞文學?不是我不喜歡,而是我的精力有限。在學術上,對語言文字學方面可以說是一個空白,我就佔領這個空白,可以做許多事情。為什麼說是空白呢?語言文字在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學問,一向傳統很深,要把舊的書看一遍,也要看好多年,大學裡一向把音韻學、訓詁學作為重點的課程。清華大學解放前有名的大學問家都叫國學大師,王國維等人都是研究從前的東西,成果很大。可是有一個傳統很糟糕,就是研究中國,研究古代,不研究中國以外的東西,不研究現代。沒有外國,那範圍就很小了,世界那麼大,一個國家再大也只是一個國家。研究古代而不研究現代,現代許多問題需要解決,而且有實用的,研究古代當然很有價值,但是跟實用相差很多。王國維的創造了不起,可是有哪幾條實用的?

我到了“文改會”,工作需要,我就在空白區裡做了許多工作,很容易見效。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文改運動”從感性認識發展到理性認識,我在北京大學開漢字改革概論課,就是把原來人家沒有系統的知識變得系統化,言之有據,把有系統的知識變成一門學問。第二件事情,我提倡現代漢字學,現代漢字許多問題很少有人研究,大學生到中文係都是研究古代,可是現在有用處的東西不研究不行。

胡適之了不起的,他到中國公學當校長,找沈從文去教白話文學,為什麼呢?胡適之說:“我們提倡白話文很久,大學裡面連課程都沒有。笑話!”大學裡談到的文學都是古代的,沒有現代的。中國提倡白話文以後,許多人認為小說上成就最大的是沈從文,詩上成就最大的是徐志摩。不能從政治角度來批評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當然可以否定他們。可是文學史不是那麼看的。

同樣的,在語言學、文字學方面,趙元任搞了現代,是了不起的,可是他搞的現代主要是方言,跟現代有實用的問題真正掛鉤的很少。我就在這方面下工夫,一做這工作就立刻遇到許多問題,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製定漢語拼音方案,把這件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第二是現代漢字學,這是成功的。第三是比較文字學,還沒有成功,清華大學有一個研究小組,可是要成為一個課程,現在還沒有條件。講起來道理很簡單,歷史系只有中國歷史,沒有外國歷史,行不行呢?只有古代史,沒有現代史,行不行呢?為什麼語言學、文字學老是古代的,老是中國的,沒有現代的,沒有外國的?這樣來講,很容易了解,可是到今天要改還是不容易,現在多少大學有現代漢字學我還不知道。他們說,至少有十幾個大學,當中跟我有密切聯繫的是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

文字改革的意義很重要。中國的傳統與外國傳統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認為,文字是上帝給的,是不能改變的。這個觀念當然是錯誤的,事實上,外國與中國一樣,文字、語言都是隨著時代在變的。譬如今天在語言方面,有了電腦,很多新的名詞也隨之而來。中國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變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書同文”,當時七國使用不同的文字,統一以後文字不同帶來很多不便,辦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統一文字。可見,早在秦始皇時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就開始了。後來,歷代都在改變,漢朝改變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為主要的文字,到了漢朝就開始用隸書,再後來又變成楷書。雖然古代傳說文字是由上帝給的,不能改變的,但實際上文字是不斷在改變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響,感到中國的文字太困難,對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後來隨著與外國往來的頻繁,就發現中國的文字與國外的往來不方便。所以,從清朝末年,就產生了“文字改革運動”,寫的方面就是“語文現代化運動”。語文現代化,就是中國的語言和文字要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展。這些工作中,我覺得近年來做得很好。解放後,在1950年代製定了“漢語拼音方案”,現代年輕人都學了。這個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處很大。首先,使得中國的小孩子、文盲能夠利用這個工具認字,走進中國的文化寶庫;其次,方便外國人學習中國的文化。所以,漢語拼音一方面是從沒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間的“橋樑”,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這個橋樑看似是個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們中國人的名片上印著拼音,這樣不懂“方塊字”的外國人也可以認得,可以叫出。我們中國從清朝末年到今天,都處於現代化改革的過程之中,現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語言文字的改變。

1990年代以來,教育部領導的普及普通話工作做得很好。設想,一個大的國家,廣東人講粵語,上海人講上海話,香港人到北京旅遊還要找翻譯,國人在本國找翻譯豈不是笑料?其實外國原來也如此,我30年代到日本東京讀書,原來以為我學的東京日語,可以走遍日本,但是發現連不遠的京都的語言就完全不一樣。可是日本能夠推廣日語,日本人稱之為“國語”,以東京話為基準,到了現在日本人之間講話沒有一點障礙了。西洋國家的共同語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實現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間實現了,我們中國還正在實現之中。前兩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樣調查,北京人能講普通話的大概佔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講,所以我們是在逐步改進。一個國家要做到現代化,需要達到很多指標,其中一個指標就是講話大家都懂,如果講話都不懂,怎麼能算現代化國家?我們這一指標雖然還沒有達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個人的感覺,90年代我們的語言現代化工作發展得較快,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文字改革或者說語文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不能沒有,人不能不講話,人不能不認字啊!要達到這個目標,還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話要製定一個標準,要做教育工作,我們的文字特別困難,我們要使它變得方便一點,太困難的地方要改掉一點。當然,基本上要依照原來的,不能改動太多,逐步的改動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語文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重要性也就體現在這個地方。

八十五歲以後,我看一些專業以外的書,主要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文化學,另外一方面是歷史學。為什麼看文化學呢?這是偶然的,《光明日報》開一個欄目,要振興中華文化,要找一百個人寫文章,差不多每個星期一次,我開頭不感興趣,後來人家說請你寫,就給他們寫吧。我說:“他們有些人的寫法我不同意的。”他說:“沒有關係的,他講他的,你講你的。”好,我就給他們寫,寫了一篇,他們覺得感興趣,這樣就把研究文化學作為一個玩意兒,不作規規矩矩的研究,就看了很多中國和外國的文化學的書,都是零零星星,後來上海編了一本《周有光文化論稿》。對文化學我是外行,他們覺得我的看法還是跟人家不一樣,有參考價值,這是業餘的。

我現在寫的文章,平均每個月發表一篇,有的在大陸,有的在香港。因為年紀大了,沒有事情,別人來看我,說怕耽誤我的時間,我說我的時間不值錢,我現在是“無業遊民”。

《百歲新稿》是我九十歲到一百歲之間寫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書後寫的,有的文章是雜誌邀請我寫的。老來讀書,我首先想了解三個國家:中國、蘇聯和美國。了解自己的祖國最難,因為歷代帝王歪曲歷史,掩蓋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難。蘇聯是新中國的原型,中國改革開放,略作修正,未脫窠臼。

人家一看《蘇聯歷史札記》,說:“這篇文章我們不敢登。”我說:“為什麼不敢登呢?這都是公開的蘇聯的材料嘛。”他們說:“你把它結合起來就變成集束炸彈。”蘇聯垮台是世界歷史大事,我也很關注這個事情,就經常看一些相關的中外文書籍。大概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種,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一次跟朋友聊蘇聯的事情,有朋友邀請我寫一篇關於蘇聯的文章,介紹蘇聯的情況。蘇聯一共幾十年的歷史,所以介紹蘇聯的書籍都是長篇大論,他希望我這篇文章不超過一萬字。我就把幾十年的歷史壓縮,把最基本的東西寫出來,沒有添加評論。 《蘇聯歷史札記》裡完全講的是事實,比如,我把蘇聯的幾個領導人“排排隊”,講講他們執政和下台的情況。蘇聯領導人不是死了下台就是政變下台,這就說明蘇聯有問題了。國家的領導人終身製是不行的。老了,沒有精力,並且任職時間一長就有種種問題。因為政變下台,這個制度也是封建社會皇帝的做法。當然,我沒有評論,我是寫出來讓別人去評論。在書中,我就寫了幾句敘述性的話,看的人自然明白。我用諸如此類的寫法,在很短的文章裡,實際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

《美國社會的發展背景》也是別人邀請我用很短的文章進行探討。為什麼美國祇有兩百年的發展歷史,但是卻超過了兩千年曆史的國家?為什麼美國是英國的殖民地,卻超過了英國?許多人問,拉丁美洲的開放比美國早一百年,那為什麼拉丁美洲到今天還遠遠不及美國?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問題,需要研究。我不是簡單地提出答案,我是提供一個大的歷史背景,從歷史背景我們就可以看到為什麼美國發展的“快而好”。有一個美國教授,看到了我這篇文章發出感慨:“我一輩子在美國都沒有了解美國,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國。”

《後資本主義的曙光》中“後資本主義”不是我提出來的,是外國人早就已經提出來了。因為資本主義的特點是要有資本家、工人階級。那麼現在發生了新的現象,工廠沒有工人,農場沒有農民。這是我自己在日本和美國看到的,自己也難以置信,但是親眼看到了。很大一個車間,只有兩個工程師跑來跑去看看機器有沒有故障,沒有一個工人,但是生產快得不得了。那麼,資本主義沒有工人,還算資本主義麼?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像比爾•蓋茨,他的錢比很多非洲國家加起來都多。原本一個書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財富呢?他不是用資本去賺錢,而是用知識去賺錢的。所以,現代人都說知識時代。有人把資本主義以後的時代稱為信息化時代,美國的未來學家就是這樣講,很多人就稱之為“後資本主義”。很多人還不知道國外的這種變化,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引進外資發展了經濟。但是本來按照馬克思主義,外國來中國開工廠是不能接受的,是資本侵略。由資本侵略到發展外資,這也發生了變化,也是“後資本主義”。所以,思想要“與時俱進”。

我們需要了解,整個時代在前進,有的國家跑在前邊,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願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後,但落後的可能往前趕,儘管最後不可能都一起達到終點,但是不能不跟著跑。現在有一些國家的人,他們就不肯跟著走,抵制現代化。前幾年有一個有趣的新聞,一個伊斯蘭國家的國王去世,兒子繼位,但是兒子在國外讀書接受了新思想,想要改革。首先的改革就要讓國民看電視,他召集大臣開會,興辦電視台。但是大臣都不贊成,認為電視裡都是魔鬼。談不妥,大臣就離開皇宮,出門卻找不到自己的汽車。回來問新國王,新國王告訴他們:“汽車也是魔鬼。”這些大臣就啞口無言,後來,電視台就辦成功了。所以,中國的改革難,但是外國的改革更加難。歷史的規律是必然的,改革的路是必然的,只是條件有好壞,改革的阻力也有大小。我覺得“與時俱進”很重要,但是真正“與時俱進”不是很容易。

張允和對政治不是不感興趣,可是不贊成我參加政治工作,主張我搞學術工作。我搞政治工作有幾條路,第一是搞外交,外交界一直到國民黨為止,差不多都是我們的同學,從前搞外交,英文和法文都要好。我到意大利米蘭玩,到中國領事館簽證,裡面跑出一個人來,就是我的同學,重要城市的領事都是我的同學。國民黨時期,蔣介石的手下,好多都是我的同學,譬如沈昌煥是國民黨秘書長、台灣的“外交部部長”。沈昌煥跟我很要好,他的夫人李佩蘭是張允和的好朋友,大學時住在一個房間裡。我要到國民黨政府做官,很容易的。我覺得張允和的主張是對,就不參加政治。這個主張一直到解放後是這樣子。

胡適在“五四”時的影響非常大。胡適和我的岳父是朋友,我夠不上是他的朋友,他當教授時我還是學生呢。魯迅是支持共產黨的。毛澤東的辦法跟斯大林完全一樣的,捧一個人捧到天上,其他就不管。曹禺到解放以後,說:“我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他受了框框,當然寫不出來了。

專制主義是列寧創造的,我到東歐國家,就覺得奇怪,東歐不談馬列主義,沒有這個名稱,談馬克思主義,他們暗中反對列寧。我到東歐開學術會議,起初不了解,我不懂政治,就隨便談談,他們不談馬列主義。赫魯曉夫的回憶錄上有一段,他說他坐了火車到什麼地方,火車上面很空的,一路看見死人,軍隊就把死人拉上來,放在火車上面運走,他還沒有到達目的地,一列火車都裝滿了死人。

毛澤東基本上是一個政治人物,一個軍事人物。在軍事上能統一共產黨內部,成為一個大的軍事力量來打倒國民黨,這個他成功。可是他得了政權以後,跟斯大林走錯了。毛澤東假如學多一點新知識,可以做許多好事情。他不僅沒有到外國讀書,看看他的書房裡,都是平放的書,沒有豎放的書,他沒有新書,都是看老的書。他講的許多話都是秘書代他寫的,很對,結果他做的完全相反。他是言行不一致的。很可惜,他有一個很好的機會,結果自己破壞了。毛澤東死了,黨中央說毛澤東一生做了兩件大事情,第一件建設了新中國,第二件破壞了新中國。這話很有道理。

改革開放在共產黨的歷史來講,是鄧小平做了一件大事情。改革開放很難,要有鄧小平這樣子掌握到權力,否則改革不成功。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是不容易的,下這個決心很冒險的。鄧小平這一點是了不起的。

我對中國未來是樂觀主義,我認為中國的未來跟世界的未來是一致的。社會的發展是有一個規律的,規律可以暫時離開,不能長期離開,遲早要按照規律前進。現在的規律世界都向民主制度前進,美國這一點做對了,美國能夠看到世界前進的趨勢,就跟著這個趨勢推廣民主制度,這是美國聰明。民主制度是逐步前進,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民主大大發展;蘇聯瓦解以後,民主又大大發展。根據外國人的研究,大概需要三十年,三十年以後中國可以走上民主道路。方向都是一樣的,方向一定是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道路。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三一 長壽之道

2002年8月14日,張允和去世,享年九十三歲。

張允和在世時,我們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時喝清茶,有時喝英國紅茶,有時喝咖啡。我喜歡喝咖啡,她喜歡喝好的清茶,“舉杯齊眉”。我們的理論是,夫婦生活不僅要有愛,還要有敬。古代夫婦“舉案齊眉”,我們今天沒有案了,就“舉杯齊眉”。喝咖啡時大家舉杯,這個小動作多少年,是一個小事情,很有用處,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增加家庭生活的穩定。這是古代傳下來的,很有道理,朋友來了,我們也宣傳這個道理。

我們在外國當然喝咖啡,喝茶少一點,我們在國內也喝咖啡,不過喝咖啡比較少。解放前,中國的咖啡店多得不得了,朋友聊天常常在咖啡店裡面,也是男女朋友在咖啡店裡談戀愛。解放後,資產階級的東西都取消了。中國在咖啡店之前有茶館,這是一個好制度。家裡面地方小,或者不方便,茶館裡就很好。

我們很少吃補品,人家送來的補品,我也不吃。從前在銀行里,很多人請客,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會吃壞人,瞎吃不好。我想健康最重要就是生活有規律,同時胸襟開朗是重要的。健康有物質一方面,有精神一方面。物質方面我們要求不高。不要生氣,都是小事情,吃虧就吃虧,講個笑話,劉少奇講:“吃小虧,佔大便宜。”我說:“我吃小虧,不佔大便宜。”

我現在有“三不主義”:一不立遺囑,二不過生日,三不過年節。日常生活越來越簡單,生活需要也越來越少。飲食上,很多葷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類,主要吃雞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樣。但是牛奶和雞蛋都不能多吃,雞蛋一天一個。上下午各喝一杯紅茶。穿衣服也簡單,別人送的漂亮衣服沒有機會穿,因為不出門,穿出來也覺得不自由。喜歡小房間,有利於聽覺。旅遊也發生困難,不能走長路。

我現在的生活簡單:睡覺、吃飯、看書、寫文章。我每個月發表一篇文章在報刊上,是雜文。我寫作不用手寫,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機。夏普打字機的研發,曾從語言學的角度徵求我的意見。 1988年生產後送給我一台,當時一台五千五百元,許多中國人買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國人還是不喜歡用。因為中國人都有了大電腦,而這種小電腦功能單一,不能遊戲,這個投資就失敗了。用了這台打字機以後,寫作效率提高很多,我也提倡別人用電腦或者打字機寫作。

我現在雖然不做專業的研究,但是語言學、文字學有新的東西,還是感興趣。我看的東西很多,後來寫成文章。我雖然是寫著好玩,但是這裡面有一些新的見解。

我每天看《參考消息》,《參考消息》還是有一些消息,你要會看,消息在字裡行間,不在標題上面。美國和香港朋友每週都寄給我英文雜誌。現在專業書看得少了,看歷史、文化方面的書比較多,文藝書本來就很少看。

我年輕時生過肺結核,患過憂鬱症。我們結婚的時候,家裡的老媽媽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給我們算命,說這對夫婦只能活三十五歲,我們就笑笑。我覺得算命先生沒有算錯,是醫學改變了我的壽命。

我們認為,我們不可能長壽,因為青年時身體都不是挺好。我們的生活比較有規律,不亂吃東西,不抽煙,不喝酒,喝酒喝點啤酒。從前客人來,我們要敬煙,買了很好的煙,都請客人抽,自己不抽。我想生活有規律,胸襟要寬大,碰到許多困難胸襟寬大就無所謂。在世界上許多事情不可能樣樣都順利的,吃虧就吃虧一點,沒有什麼了不起,家裡那麼多東西都搞光了。日本人打仗,把我們老家的底子都搞光了,我們蘇州雖然窮了,但是按今天標準來看,應當說還是很有錢。家裡還有些古董,古董也是很值錢的,結果日本人來了,什麼都沒有了,那麼多東西都搞光了,後來的東西更不稀奇。做人胸襟要寬,不生氣,家庭裡的許多事情都是一點點小事情。我的妹妹有一句名言:“我們家庭主婦遇到的都是小事情。”

我們的照片從我很小的時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抄光了。我當時是“反動學術權威”,在農村改造,家裡沒有人,造反派佔了我們的房子,東西都隨便扔。現在有的照片是親戚多餘或者復印給我們的。我們對財產都看得很淡,覺得是身外之物。許多人都問,你們度量為什麼那麼大?有人說,你們所以那麼大氣,因為你們娘家、祖先都是有錢,錢看慣了就不新鮮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裡有一句話,你對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有一次,我去醫院做檢查,填一個表,我寫了九十七歲,醫生給我改成了七十九歲。又有一次,一個醫生問我長壽之道,我說你是醫生怎麼問我啊?很多人都問過我這個問題。以前我沒有考慮過,但是後來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規律,不亂吃東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個顧問醫生,他告訴我:大多數人不是餓死而是吃死的,亂吃東西不利於健康,宴會上很多東西吃了就應該吐掉。還有一個有趣味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著。 “文革”時期我被下放到農村,我的失眠症卻治好了,一直到現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話:“塞翁失馬,焉知禍福?”遇到不順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兩句話我在“文革”的時候經常講:“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羨林寫過《牛棚雜憶》,各種罪名,都不要生氣,都不要驚慌。這就考驗我們的涵養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規律,規律要科學化;第二,要有涵養,不要讓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要能夠“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下篇 追憶的腳註(李懷宇撰寫)

一 九如巷張家
二 溫柔的防浪石堤
三 三姑六婆中的媒婆
四 女人不是花
五 真正的肝腦塗地
六 繞地球一周
七 從“老虎”到主婦
八 誰是小丑
九 故國如今有此音
一〇 人得多情人不老

附錄

周有光先生事略
張允和女士事略
常州周家世系錄
合肥張家世系錄

台長: 台北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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