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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岁口述》上篇 二六 “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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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有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5-28

“專家專家,專門在家”

1972年從寧夏回來,有幾年什麼事情也沒有,我就安安靜靜做研究工作,那幾年研究的成果最多。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出的書為什麼多呢?因為這段時間把以前沒有弄好的研究,都弄好了。文字改革在世界上已經變成一門科學,中國人又不知道,我可以接觸到一些外國的東西,稍為知道。

我們1966年“文化大革命”,新加坡是1965年成立。新加坡也是有意思,不是自己要求獨立,想參加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不要它,把它趕出來的。李光耀大哭,說:“我們又小又窮,要成立一個國家,怎麼辦?”這個事情在中國完全新聞封鎖,我們都不知道。我是80年代在美國張充和家裡,看到一點舊雜誌才知道的。為什麼要把新加坡趕出來,道理很簡單:一、新加坡大部分都是華人,如果參加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的華人就可能超過百分之五十,馬來人就不願意;二、新加坡的華人共產主義思想瀰漫,李光耀原來就是老共產黨。馬來西亞討厭中國人,把他們趕出來,新加坡只好獨立。這跟台灣剛剛相反,台灣要獨立。天下的事情都是古里古怪。

新加坡獨立以後,要研究怎麼建國,向美國專家、英國專家、日本專家請教。派一個調查團到中國來調查了三個月,新加坡能不能跟中國大陸走共產主義道路?調查的結果是新加坡不能走這條道路。

可是新加坡研究政策要跟哪個國家走,語文政策基本上跟中國走。新加坡的語文政策搞得很好,全國通用的語言是英語,華人要用華語,馬來人要用馬來語,印度人要用印度語,三大民族有自己的語言。華人的語言講方言還是講國語呢?可是不能用“國語”兩個字,因為新加坡的國語是馬來語,也不能用“普通話”,這三個字在新加坡不理解,就用“華語”,這在華人裡面都能接受的。華語的標準完全按照大陸,這是他們聰明的地方,文字也用簡化字,拼音也跟著大陸用拼音。新加坡什麼都跟台灣,就是拼音、普通話、簡化字跟大陸。台灣很不高興。我在參加國際會議時,台灣人質問新加坡人:“你們是'事大主義'。”就是跟著大國走,新加坡人說:“我們不是'事大主義',我們是為了研究、教學方便。”

新加坡第一個用簡化字、拼音方案,之後影響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開頭是窮得不得了,什麼都沒有,可是走國際道路,什麼東西都採納國際專家的意見,結果十年工夫就變成一個好的榜樣。我去了二次,第一次是新加坡華語協會邀請的,第二次是新加坡國立大學邀請的。第一次主要讓我講中國的拼音方案、簡化字、文改政策;第二次是講東亞國際語文問題,主要是英文地位。新加坡現在變成東南亞的明星,東南亞的語文中心、醫療中心、金融中心、航空中心在新加坡。原來大家討厭的地方,不要它了,結果後來大家都喜歡它。馬來西亞要吞掉它,可是它現在不要再參加馬來西亞。到今天,新加坡的國際機場比我們北京的國際機場要好多了。

香港跟新加坡相反,跟著台灣走,到今天還是不大用拼音。台灣在我們沒有提出簡化方案時,蔣介石就提倡簡化字,兩次公開提倡。蔣介石在南京時就提倡簡化字,南京是最早公佈簡化字方案的,可是公佈出來,人家反對很厲害,第二年就取消了。蔣介石到了台灣又提倡,孫科也提倡,後來共產黨搞了,他們就反對了,是這麼一個變化。我認為簡化問題不是黨派的事情,文字改革問題不要跟政治搞在一起。現在台灣搞一個通用拼音,我看通用拼音很難搞下去。我是希望說服台灣,語言文字用科學方法來解決,跟政治脫鉤。我對台灣人講,“文改”不是共產黨搞的,“文改”在清朝末年就搞了,國民黨對“文改”很熱心的,北洋政府也很熱心的。

1976年,實際上我還沒有恢復工作。毛澤東死了,鄧小平上台,政策是改了,可是許多壞事還存在,一時改不了。 1977年開始改,一直改到1984年稍為像一點樣子,比較上軌道要到1987年。開頭也沒有恢復辦公,把社會搞得一塌糊塗要轉過來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差不多十年工夫,撥亂反正,大概到1987年以後,才上軌道,這些是很慢的。我名義上是恢復了,但是沒有上班,在家裡面做研究工作。我的生活很簡單,研究的內容不簡單,表面上安安靜靜。所以,造反派批評我們:“專家專家,專門在家。”

我在家看書,寫文章,把研究工作一點點地做完。張允和在那個房間,她也看書,寫文章。她搞她的,我搞我的。外面的活動,在打倒“四人幫”以後恢復了崑曲研習社,她負責崑曲研習社的工作。他們自己唱,主要在現在商務印書館的地方演出,裡面有小的演戲設備。我的媽媽也喜歡崑曲,也常常去看。那時候我的工作很忙,交際很少,“文化大革命”以後大家不敢交際,交際以後人家就說你們搞小團體。這樣很好,可以在家里安安靜靜做學問。所以“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可以出很多書,一本一本地出來,其實很多在那時候已經弄好,後來重新審讀一遍。

我的《漢字改革概論》這本書再版了好幾次,日本花了三年工夫,把它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日本一個專家翻好以後,成立一個審定小組,五個教授審定,有好些問題不明白,特別到中國來問我。在香港,《漢字改革概論》有香港版,這本書裡好多篇章翻譯成德文、英文。這本書影響很大,因為文字改革在當時中國是作為一件大事情,全世界很注意中國這個工作。

我提倡現代漢字學。這件事成功了,現在許多大學都開現代漢字學的課程,都寫了很好的教科書。漢字改革到現在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像信息處理、語文處理,信息處理跟文字有很多關係,到今天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現代漢字學是一門大學問,一個泱泱大國應該有這一門學問。

我提倡人類文字學、人類文字史,這倆我花的工夫最多,從50年代一直到現在都在搞。我出版《世界文字發展史》。文字史、文字學是一門功課的兩個方面,文字史注重材料,文字學注重規律。這門學問非常重要,我提倡大學要開這門功課。中國古代就重視文字學,中國可以說是創造文字學的國家,不過我們只研究漢語的文字,不研究旁的,看不起人家的東西。後來歐洲的一些文字研究很成功,本來我們是世界領先,這樣我們反而落後了。

人家問我:“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為什麼出了那麼多書?其實我是把從前沒有搞起來的重新整理出版,不是一下子研究那麼多。 《世界文字發展史》已經進入“世紀文庫”,與沈從文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同時列入“世紀文庫”;《語文閒談》與《沈從文小說選》、《沈從文散文選》同時列入“中國文庫”。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二七 重遊歐美

我們好長時間沒有出國。 1978年,張充和的丈夫傅漢思在美國大學裡很有地位,他和另外幾個大學有名的教授組成一個訪問團,他代表耶魯大學,來中國訪問。他們來之前,我們不知道,來了以後通過關係找到我們。我和張允和就去看傅漢思。訪問團團長是余英時,副團長是傅漢思。余英時的學問很好。他們知道中國沒有錄音機,就帶了好多錄音機,今天這個錄音機已經過時了。

他們來了之後,文化生活開始恢復。大概到1984年以後,才恢復正常,這一年我受邀請出國。有一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請我去開會,領導突然來找我,說:“你趕快準備一下,下星期到巴黎去開會。”我說:“我不想去,我這裡的工作還沒有搞完,我的衣服也破光了。”領導說:“沒有問題,你趕快去做最好的,開完會回來一概交給公家。”這樣子就匆匆忙忙到巴黎,當時國家是不給錢的,因為有人幫我們出,我上飛機,一分錢都沒有,上飛機前,他們說:“你的皮夾子要取出來。”因為國家規定不能帶人民幣出去的。我的皮夾子就交出去,口袋裡沒有一分美元,也沒有一分人民幣。後來人家問:“一分錢都沒有,你怎麼敢上飛機呢?”我說:“已經到了飛機旁邊了,不上也得上。”我倒一點也不驚慌,因為有困難,我在國外還是有些關係嘛。這是一個奇怪的事情。

從此,人家就知道我沒有死掉,常常有人邀請我出國,有時一年出去幾次。

有一年美國邀請我去訪問,我和張允和一起去。到了美國,她就到大姐家去住幾天,到四妹家去住幾天,還到我們一個表弟家住幾天,訪問我們的親戚。

大姐一個人住在舊金山,她是入美國國籍,有養老金。美國養老待遇好,她有一套公寓房子,比我這個房子好多了。她平時不大去,住在公寓裡太孤單,於是住在她的一個朋友家裡,有孩子需要她幫著照顧。我要到七個大學講課,講完了我就到耶魯大學旁邊四妹張充和家裡。張允和也從舊金山到四妹家裡,講了這些年經歷的事情。胡適之到美國去講學,也住在四妹家裡。胡適之跟傅漢思是老朋友。在傅漢思家裡,我看到許多重要的書,知道許多我不了解的情況。

那時候,我沒有吃過麥當勞,傅漢思要請我吃飯:“你想到哪兒吃?”我說:“我想到麥當勞吃。”他說:“麥當勞不能請客的。”我說:“我沒有吃過,去體會一下子。”他說:“好吧。”因為請客是不能到麥當勞的,麥當勞是普通吃飯的地方。我是去體會一下,看看這個麥當勞是怎麼一回事。

這一次出國是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社安排的,我跟聯合國中文翻譯處一個朋友聯絡,由於他們的介紹,聯合國工作人員語言學會請我到他們學會裡演講,因為他們要了解中國文字改革的情況,我帶了錄像帶給他們看。這個會長是一位法國女士,很有水平,她請喫茶點,我就問她:“聯合國六種工作語言,哪種用得多,哪種用得少,有沒有統計?”她說: “英文百分之八十,法文百分之十五,西班牙文百分之四,還剩百分之一是俄文、阿拉伯文、中文。”那麼,我回來就把這個消息告訴別人,不過最近情況怎麼變化,不了解。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二八 家庭文化

晚年,我們和沈從文、張兆和往來比較多。

沈從文生活中大部分的時間在寫,他的筆頭快得很,一看什麼重要的材料,立即記錄下來,否則會忘掉。他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時候已經積累了大量的材料,要人家畫畫,領導就幫忙,由社會科學院安排一個畫畫的、一個考古的幫他忙。

張兆和的工作是做《中國文學》雜誌的編輯,她做修改文字這個工作很好。她離開《中國文學》時,主編說:“張兆和離開我們就很不方便。”張兆和的好處就是自己不寫東西,為人家服務,這個精神很好。文學的東西需要加工,加工是很高的技術,加工得天衣無縫也不容易。沈從文去世以後,她就整理他的東西,他的兒子也幫忙,家裡變成一個編輯部。

顧傳跟我們家交流不太多。抗日戰爭時我們在四川,他們在上海,解放以後他們在台灣,我們在大陸。有時候我們在美國,他們在中國,往來不多。在顧傳演出的那個時代,崑曲很受知識分子重視,顧傳演小生風度很好,跟梅蘭芳配過戲,梅蘭芳覺得他很好。

顧傳在台灣大概是受了涼,急性肺炎去世。在台灣初期生活還是比較艱苦。蔣介石死了之後,蔣經國領導下的台灣經濟發展得比較快,人均收入增加十一倍。今天,台灣的生活水平遠遠高於大陸。為什麼鬧獨立呢?這也是原因。可是台灣早期很苦,打仗影響了台灣。可以這樣說,蔣介石時代渡過了難關,蔣經國時代發展了。蔣經國在台灣名聲很好,國際上也說他好,因為他把一黨專政改為多黨民主。這是一個世界的總趨勢,這個改變弄得不好就會發生動亂,他能夠做這個大的改變而沒有發生動亂,這是不容易的。

顧傳去世不久,張元和就到美國去了。她們結婚得很晚,在抗日戰爭後期,他們結婚時,我們在四川,不在場,打完仗以後,人家把舊的報紙給我們看,上海的新聞界起哄得很厲害,大標題“張元和下嫁顧傳”。因為那時代跟現在不一樣,現在是很看重演員的,那時候演員不被看重。時代變化太快。

張充和在北京大學讀書,傅漢思在北京大學教書,傅漢思非常欽佩沈從文,經常到沈從文家來。沈從文也在北京大學教書,所以大家熟悉起來。傅漢思和張充和是在解放前夜去了美國。那時候大的政治改變,美國大學希望傅漢思到美國去教書,他們走時,張元和已經在台灣。我們不在一個地方。

張充和2004年回來一次,在北京舉行書法展覽會。我本來想讓她在國內住半年,休息一下,結果另外有人要陪她到美國去,怕她路上沒有人陪,那個人急於要到美國,所以她很快就到美國。展覽會結束以後,她沒有留很長時間。

張家的父親受“五四”文化影響很深,跟蔡元培、蔣夢麟這樣的大教育家交朋友。我都弄不清楚他跟這些大教育家是怎麼交朋友的,反正他交的這些朋友在當時都是很先進的,所以影響了他的家庭。我想,像這樣的家庭在中國還是有一些的。

文化需要有優越的生活來培養。太窮了,文化就困難。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前,討厭文化人的,現在,這種看法改變過來了。一般來講,在外國,文化人都屬於中產階級。生活要有一定的條件,我最近看到資料,發展中產階級,日本搞得最好,日本大部分人都是中產階級,比例比美國高。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二九“周百科

張家四姐妹的夫婿中,沈從文最有名氣。

“周百科”是沈從文給我開玩笑的話。到了後來就更有趣,改革開放時期,中美兩國要搞文化合作工作,當中有一項就是要翻譯美國的《不列顛百科全書》。 《不列顛百科全書》本來是英國的,是因為二戰期間英國的很多企業都賣給了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也是如此。我們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當時國內購買力很差,二三十本都買不起,壓縮成為《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到了1985年以後,又擴大翻譯。中國方面三個人是劉尊棋、錢偉長和我,美國方面有三個人,六個人成立了聯合編審委員會,這樣子,人家更給我開玩笑,叫我“周百科”。這個外號就是這樣起來的。

鄧小平到美國訪問,中美文化要合作,就要做好幾種工作,一種工作就是要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這是中美合作項目之一。成立了一個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中國方面領頭是劉尊棋,他的學問很好,我在美國就認得他了,還有錢偉長和我,下面有一個編輯部。這件事情的翻譯工作量很大,應當說條件太好了,因為我們在1980年開始的,許多大學的教授都是下放五七幹校剛剛回來,沒有工作做,可以請他們幫忙翻譯。我們主要從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學請教授來,還有其他的專家。我們聯絡了五百個教授級的專家,他們都很高興來翻譯,覺得做這個工作有意義,不過稿費少得不得了,因為那時候經費很緊張。如果今天搞,就不這麼簡單了,這東西吃力不討好,人家不願意來工作。

三十本百科全書我們壓縮成二十本,這件工作搞了好幾年。大百科全書是一個國家應當做的,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當中鬧了一個大笑話:有一個歐洲小國到中國送一部百科全書,我們送他們一本小的《新華字典》。小國送大書,大國送小書。百科全書在國民黨時開了多少會,沒有辦成功。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要辦百科全書,當中一個刺激就是美國希望中國翻譯百科全書。我們是先有《不列顛百科全書》,後有自己的百科全書。這件事情的倡導者姜椿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是馬克思主義編譯局局長,“文化大革命”當中他被關在東北的監牢裡面,眼睛弄壞了。放出來以後遇到美國要我們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他一早就有搞百科全書的想法,回來以後就跟倪海曙和我等少數人商量,他一直希望倪海曙和我跟他一起搞大百科全書。倪海曙在拉丁化運動中是頭頭。我們“文改會”的工作推不了,沒有去。

姜椿芳出來以後,我就問他:“你是不是恢復馬克思主義編譯局局長?”他說:“我不回去了。”不再搞翻譯工作,後來這個事情得到胡喬木的支持,胡喬木就跟鄧小平講,鄧小平同意了兩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翻譯百科全書,一件事情是自己編一部百科全書。姜椿芳就全力以赴編百科全書。當中的一個小問題,百科全書的條目怎麼排,我和倪海曙積極支持姜椿芳改用拼音來排,因為當時大家都不熟悉拼音,反對的人很多,現在反對的人少了,假如不用拼音,就不好查了。這部書出來,不會賺錢,因為中國人買不起。這部書的每一個分卷都有水平,出來以後學術界評價很高,現在正在重新編。這部書是一個大國家必須有的。

台長: 台北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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