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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岁口述》上篇 一八 和爱因斯坦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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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有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5-28

我在經濟學界交往的人中,名氣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來是農本局的局長,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國際知名。何廉後來在美國去世,去世前用英文寫了回憶錄,中文翻譯了,我的一個朋友好不容易找來拿去複印。這裡面有講到我,很好玩。他說:我們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一個大辦事處,派周耀平(我的原名)任副經理,周耀平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大學畢業在上海的銀行工作過,富有經驗。這個事情我都忘掉了。

打完仗,何廉到美國,我也到美國,他到普林斯頓大學做研究教授,愛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頓大學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說:“愛因斯坦現在空閒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興跟他聊天嗎?”我說:“當然很高興。”這樣就兩次去訪問愛因斯坦。我們是一般的談話,當時的國際形勢,當時美國發生的情況,隨便講講。為什麼我會把這個事情忘掉呢?因為談話內容沒有特點。這是一個遺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點,因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樣。

愛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頓,我住在紐約,因為美國的交通方便,紐約火車站有五層,我就問火車站的人要一張火車時間表,他說沒有。我是外行,他們的火車像電車那樣開的,沒有時間表。那個時代,火車辦得非常好,我回來帶了一本美國鐵路地圖。美國有一個鐵路時代,後來才有公路時代。

我跟愛因斯坦談過兩次,只是隨便的聊天,沒有學術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愛因斯坦的學術我不懂,我的專業跟他又不一樣,就是普通的朋友。小輩就說:“你多少年都不講愛因斯坦的事情。”我說:“我忘掉了。”見愛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

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我一竅不通。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隨便。我們在銀行界,穿衣服都很講究,他在大學裡,大學的風氣跟銀行不一樣,大學教授穿衣服馬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還沒有我講究。他沒有一點脾氣和架子,給我的印象非常好,我們侃侃而談,沒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講話滔滔不絕的人。

他在物理學上的創造,思想要跳過一個屏障,原來舊的公式不能限制他。許多人被舊的公式限制了,就不能發展了。能量怎麼變成物質呢?這個概念不得了,他從數學裡提出來的,不是從實踐裡提出來的。先有理論,後有實踐,這就改變方法了,在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愛因斯坦是思想家。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十九 環遊世界

我在美國工作,條件太好了,可以到世界各國,眼界開闊了,了解不一樣了。歐洲也是“左傾”,我一到意大利,不得了,羅馬市中心就是共產黨的旗幟,共產黨在意大利的國會裡佔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一到法國,法國共產黨在議會裡佔了四分之一的席位。人家都說整個歐洲很快要被共產黨接收了,可是後來沒有成功,歐洲還是有民主基礎。到了英國,我也是“左傾”幼稚病,很快要找共產黨的機關報《每日工人》,在倫敦到處買不到,後來人家告訴我要到一個小地方才買到。共產黨在英國始終搞不起來,沒有群眾跟上去。英國對共產黨沒有印象,大英博物館是馬克思待的地方,結果共產黨在英國影響最小。工黨在英國有很長的歷史背景,可以說是最早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在旁的地方鬧得很厲害,在英國不行。

銀行要不斷派人到世界各地了解情況,主要是經濟情況,可是經濟情況跟政治、歷史背景有關係。這一點重要性在中國還不能感覺到。特別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已經變成一個世界性的國家,跟中國完全不一樣。講一個小事情,在中國買小菜,就是買本國的小菜,在美國買小菜,全世界的小菜都有。現在我們在中國買蘋果,已經有好幾種蘋果了,到美國去,多少種蘋果,不知道選哪一種好。美國一早就是世界性的,這一點跟中國完全不一樣。中國不是世界性的國家。這要經過一百年才懂。

遊覽世界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必須有的基礎知識,開闊眼界。假如眼界不能開闊,你就什麼事情都不行,這在中國是完全不了解的事情。那時候到世界各國去,不是玩,當然也是玩,是了解世界各國的情況。在銀行工作,一到外面就感覺到世界性,在中國不大感覺到,我到許多國家,一種是風景旅遊,一種是歷史旅遊。我的旅遊是歷史旅遊,可是著重經濟的特點,養成一種習慣,到一個地方,要敏感經濟特點在什麼地方。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原來在中國很難體會,讀書大家都懂,“行萬里路”在中國很難理解,到外國去,才體會到“行萬里路”的確跟“讀萬卷書”一樣重要。

在中國,我進大學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利用百科全書,今天中國人還是很少人用百科全書,在中國跟外國差距很大。我們是1980年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編成十本,到1985年又重新翻譯,新版變成二十本,中國開始有一部百科全書,我們這種地方都落後於世界。我了解百科全書的重要性是進了教會學校。中國始終是一個大國,不是一個世界性的國家,今天還只是看到中國,實際上沒有看到世界。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譬如講一個小事情,中國跟美國一樣,到火車站,要放行李,給了行李房,就給你一個條子,你下來就憑條子拿行李。我到英國的火車站,交給他行李,他沒有條子給我,我說:“條子呢?”“什麼條子啊?”我說:“我的行李怎麼拿?”他說:“你不是告訴我們到什麼地方什麼旅館嗎?”我到了訂好的旅館,行李已經放在房間裡面了,我很不放心:東西丟掉了怎麼辦呢?這種情況是一個中國人跑到外國去,變成鄉下人。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二十 美國歸來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會體會我們當時的感受。中國解放後,在國外的知識分子大批歸來。我們都認為中國有希望了,中國的建設等著我們。學經濟那麼多年,我想中國當時最缺乏的也是經濟建設,於是立志回國搞經濟。甚至還有很多人都克服國外的千般“勸阻”,回到祖國。至於後來的“文化大革命”,誰也不會想到。

我回國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我認為中國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希望回來為國家做點事情,這是當時青年的一種思潮。很多人回來,不是一個兩個,而且抱一種理想的人才回來,沒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的母親在中國,不肯去美國,我不願意與母親長期分開。

此外,回國以後我在銀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級職員。在收入上,我在美國和中國相差不是很多。當時中國的薪金制度與現在不同,薪金跟工資不同,薪金是中產階級的待遇,工資是工人階級的待遇。薪金是對腦力勞動的,工資是對體力勞動的,之間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資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國做生意,也可能發財。當時,二戰結束後,美國經濟突飛猛進,很多地方都蘊含著發財的機會,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發財。我的許多同學、朋友都是這樣發財的。共產黨長期罵帝國主義,罵帝國主義最壞的地方就是華爾街,而我任職的公司就在華爾街。現在中國人想要去美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經濟原因,他們的待遇比國內往往高很多倍。但是,當時美國並不是比國內高很多。所以,回國的經濟問題並不是很大。加上幫助國家建設經濟的夢想也能實現,也可以照顧母親,所以就決定回國了。

1949年6月回來,去的時候沒有飛機,回來的時候坐飛機。回來就在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任教。仍舊任新華銀行秘書長,這是一個公私合營銀行,國民黨的時候,這是一個私營的銀行,群眾買股票,有三分之一的股票是國民黨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我回上海以後,可以說是非常順利。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二一 上海的變化

回國後,我了解到中國在第二次世界戰爭被日本破壞得很厲害。國家的經濟、私人的經濟要發展,銀行是發展經濟的關鍵。回來的目的還不是教書,我的一種幻想是幫助國家、幫助銀行搞經濟建設。我在復旦大學教書,兼新華銀行秘書長,那個時候人民銀行在上海有區行,我兼第二業務處處長,第二業務處對私人的,第一業務處是對國營的。我兼三個事情,所以忙得很,的確能夠發揮長處。

上海陳毅市長非常開明,他跟人開會善於聽意見,改革。可以說,從1949年到1959年這十年當中,已經搞“反右”運動了,牽涉面不是挺廣,打擊五十五萬知識分子當然是一個大事情,但是從整個國家來講,影響還不是挺大。但是我已經看到許多不合理的事情,雖然看到了,一點沒有失望,以為這種不合理的事情很快會糾正。後來一件事情叫做“教育的速成”,說中國要建設,需要人才,大學四年五年太長了,把大學縮為三年。人家問我速成好不好,我說,需要一批速成的人,不能所有的人速成。有的事情當時以為是好事情,後來才知道是壞事情,我是從國外回來的,我的工資按照共產黨解放後的規定給的,對我沒有問題。原本銀行里面老的職員要進行工資改革,目的是把薪金改為工資。我當時在復旦大學教書,又兼銀行工作,當時說上海的工資全國最高,拿銀行來講,工資大量減低,一百塊錢去掉八十塊,只有二十塊。今天宣布工資改革,明天上班,人見人都不點頭了,一下子中產階級的生活降到無產階級,理論就是建設無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要取消掉。另外的理論認為,這個錢省下來,國家可以搞建設,當時覺得還是有道理。可是當時在上海就開了一個國際性的會議,外國人就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樣對社會發展很不好,當時我對這個問題還是順著政府的政策來講話,可是我沒有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後來才知道這個政策很糟糕的。這個政策糟糕恐怕到今天很多人還不了解,今天還是沒有中產階級的薪金,高工資只是少數人例外。

從美國回到上海,我本來想休息一段時間,可是他們很快讓我到復旦大學去上課,我在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講經濟學,能把具體的經濟問題結合起來,很受歡迎。一些教授沒有實踐的經驗,我有實踐的經驗。

上海院系調整,把十四個大學的經濟系合併到上海財政經濟學院,我從復旦大學調去,我當教授,同時兼研究處主任。研究處很大,下面單是翻譯部門就有三個,一個英文,一個日文,一個俄文。因為我的學生俄文非常好,就發生一個事情。當時要我們用蘇聯教科書,這些教授十個有九個都是美國回來的,這件事情比較困難。蘇聯的經濟統計課說,經濟統計是有階級性的。我沒有辦法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不能用英美的課本,也不能用中國自己的課本,我說:“你們不要著急,我們再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不久,我拿到蘇聯新的百科全書。什麼是經濟統計的階級性?抽樣調查,生產一百個,抽幾個來檢查,按照蘇聯和解放初期的規定,不可以查的,抽樣調查就是不相信工人,不相信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國家的主人,而在無產階級國家裡,工人是有最高的覺悟水平,不會做出壞東西來。我去查蘇聯的俄文大百科全書當中的“抽樣調查”,一看,好極了,新版的統計這一章,開頭就說,抽樣調查是一種科學方法。我就叫在俄文翻譯組的學生連夜翻譯出來,油印了多少份,發給同事和其他財經學院的教師,他們都高興得不得了,因為這一條就否定了經濟統計具有階級性。

當時我們國家還相信蘇聯是先進的,有時候教科書就遇到一些困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就是看到蘇聯一些不對的東西也不敢講。中國對蘇聯的失望恐怕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文化大革命”使中國人民對黨失望,同時對蘇聯也失望。所以,毛澤東一死,鄧小平改了,不跟蘇聯走了,自己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改變就是引進外資,這跟馬克思主義是矛盾的,這一點應當說,鄧小平看到了改變。我們雖然了解,可是我們不敢說,因為我們是美國來的,就是“資產階級思想”。

我那時候精力充沛,在大學教書,在銀行界工作,還跟幾個有名的經濟學家在上海辦一個刊物,叫《經濟周報》,我每個星期都要寫文章。那時候真正想為國家做點事情。 《經濟周報》辦到1955年,我離開上海了,就停辦了,後來私人不能辦刊物了。 《經濟周報》中有吳大琨,他後來到北京,是人民大學的教授。 《經濟周報》在解放前就有了,我在美國的時候已經辦了,吳大琨原來也在美國。 《經濟周報》解放後最重要的人是許滌新。許滌新跟我關係很好,解放前他辦一個雜誌,他是秘密的共產黨員,他爭取我,我就給他的雜誌寫文章,那時候還不知道是共產黨的雜誌。抗日戰爭時,毛澤東帶著周總理到重慶,我也在重慶,毛澤東待了幾天,週總理就留了很長時間,經常召集所謂的民主人士開會討論問題,我跟周總理很熟,許滌新是周總理的秘書,重慶開會都是他聯絡的。

在上海生活很好,我又是大學教授,又是新華銀行秘書長,又兼職人民銀行華東區行,拿三份工資,工作很順利。張允和在光華實驗中學教書,在上海是最好的中學,她教中國歷史。我們在蘇州還有一個家,我母親不喜歡住上海,小孩子覺得住上海也沒有蘇州好。蘇州的環境很好。

我是黨外專家,後來“反右”以後就變成“狗屁”了。幸虧我到北京來了,否則在上海就是“大右派”。上海的大變化我看到一點點,就是“三反”、“五反”,“三反”、“五反”是整大資本家。大銀行家從樓上跳下來自殺,天天有好多人自殺。可是整個來講,還是很好的,至少我碰到的還是很好。

我在美國主要是學經濟學。雖然有些東西跟蘇聯矛盾,但是國際貿易方面還是要用的,國際貿易還是要用國際的習慣。當時有兩個市場,一個是資本主義市場,用貨幣交換;一個是社會主義市場,用實物交換。貨幣交換那一套當然有用。今天國際貿易當然是一個大事情,還是有用處。可是經濟建設方面用不上,我們學的一套跟蘇聯不一樣。銀行的技術也不對,蘇聯的銀行技術是非常落後的。解放後沒有銀行,只有賬房。銀行有一套很完整的製度,幾千萬被人家騙走,在正規的銀行不可能的,說明今天我們的銀行還沒有上軌道。

我始終對經濟建設沒有完全失望。 1955年,我來開文字改革會議,開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過既然是來了,我就要改變。我認為語言學方面還是要更新,因為整個中國要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每個方面都要更新,經濟方面當然是最主要的,語文方面當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經濟這麼規模大。

1955年我來到北京以後,經濟跟語文不能兼顧的,這是偶然的,就把經濟放開。我覺得任何一件事,只要搞出成績來,對國家有貢獻,就好。同時,意外的就是“反右”,我這個人有的時候反應不敏感,我就知道“反右”是一個大運動,但是那麼殘酷,我沒有想到。

上海經濟研究所所長沈志遠自殺了。因為當時上海是經濟中心,經濟研究所是當時全國研究所中最有地位的。沈志遠是莫斯科大學畢業的,解放前出過一本《新經濟學》,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他在國共鬥爭時,可以用密碼和毛澤東通電報的。一個重要人物,結果,他自殺了,隔了幾年我才知道。

我一個很好的學生叫王世璋,也自殺了,我當時也是不知道。在抗日戰爭,重慶被轟炸得很厲害,城裡不能住家,要住在南岸的一個小平地。下班要坐滑竿到江邊,再坐船回家。那時候,日本飛機投下一個炸彈離我不遠,我就從滑竿裡掉在了泥土裡。人都糊塗了,驚恐加振動,我以為自己肯定受了重傷,但是發現自己沒有什麼大礙,而旁邊的一個人卻被炸死了。還有一次,我到重慶郊區辦事,等到晚上回來以後發現辦公室都被炸光了,同事不知道去了何處。回家以後,家裡也被炸光,家人也不知道去了何處。抗日戰爭,天天都有生命的危險。而後來,更是逃過了“反右”運動。上海的朋友就說,他們受罪的時候,我在北京做研究工作。一生中逃過了兩次劫難,所以,他們說我“命大”。

共產黨當權,對中國的生活完全改變了。不過我認為,1949年到1959年建設不少,雖然有“反右”,破壞不是挺大,工作還是有成就,比如能搞漢語拼音就是建設。可是1960年開始就是三年災害了,人民公社化,就死人了,一直到1980年,這二十年就不行,完全是破壞。等到1980年,鄧小平上台,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改革政策比蘇聯早,蘇聯改不過來,因為陷得太深了,結果自己垮台了。歷史還是有其客觀的規律,人的本事沒有歷史大。

“反右”,在上海以經濟學界作為重點,可是對語文學界壓力不是很大。文字改革對國家生活、文化生活影響很大,可是不能誇大。它畢竟是一部分,文字改革不是共產黨提倡出來的,文字改革是清朝末年就搞了,可是一步一步來。國語運動開頭很難推廣,有一個北京農民送兒子到城裡來讀書,進了大學,回去他講普通話,父親就罵他:“你讀書讀了半年,把祖宗的話都忘掉了。”普通話的推廣很困難,方言的影響太大,現在很少人反對普通話。漢字簡化,清朝末年就提出要簡化,蔣介石是非常積極提倡簡化的,在南京提出簡化,是蔣介石同意的,結果不行。到了台灣,蔣介石兩次提出簡化,也是不成功。現在台灣說簡化字是共產黨做的。

台長: 台北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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