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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岁口述》上篇 九 “流水式”的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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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5-28

我與張允和從認識到結婚的八年時間裡,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很普通的往來,主要在蘇州;第二個階段,到了上海開始交朋友,但是還不算是戀愛;第三個階段,我在杭州民眾教育學院教書,而她本來在上海讀書,正好趕上浙江軍閥與江蘇軍閥打仗,蘇州到上海的交通癱瘓了,於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學借讀。在杭州的一段時間,就是戀愛階段。

我跟她從做朋友到戀愛到結婚,可以說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蘇州,我到上海讀書,她後來也到上海讀書。後來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發展,不是像現在“衝擊式”的戀愛,我們是“流水式”的戀愛,不是大風大浪的戀愛。

她們家跟我們家距離不是太遠,因為她們家跟學校是連起來的,一早我們就到她們家去玩了,所以她們家長一早就見過我,不是特意去拜訪。她們父母對我很好,她的父親當時應當說是很開通的,對兒女是主張戀愛自由,許多人用舊的方法到她們家說親,他的父親說:“婚姻讓他們自由決定,父母不管。”她的父親的思想在當時非常先進,這是受蔡元培他們的影響。他的學校辦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們的影響。他的學校也是自由主義,請來的老師只要教書好,政治背景不管。當時也不知道,共產黨在蘇州第一個機構就在他們學校成立,他也不管。

我們真正戀愛是在杭州,在蘇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開頭我一個姐姐也在上海教書,那麼我寫了一封給張允和,我記不清內容了,大概是她們家託我姐姐帶什麼東西給她,我寫信大概是問她收到了沒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們在一起應該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緊張,就跟她一個年紀大的同學商量,她的同學一看,這個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復他反而不好,就開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說是有意寫的,也可以說是無意寫的,很自然的。

和張允和認識之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因為我讀書跟她讀書不在一個學校,我工作時她還在讀書。但是從前放假的時間很長,暑假都在蘇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別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邊讀書。杭州地方比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們週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適合談戀愛的。杭州後來也是破壞得厲害,原來廟的規模大得很,廟在古代就是旅館,《西廂記》中,相國夫人和家人住在廟裡,廟裡招待得特別好。廟是談戀愛的地方,廟是看戲的地方,廟是社交的地方。佛教能夠興旺,是跟社會結合起來的。

有一個趣味的事情,有一個星期天,我們一同到杭州靈隱寺,從山路步行上去。靈隱寺在當時規模很大,環境優美,現在只剩下了當中幾間房子。當時戀愛跟現在不同,兩個人距離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牽手,那時候是男女自由戀愛的開頭,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個和尚跟在我們後邊聽我們講話,我們走累了,就在一棵樹旁邊坐下來,和尚也跟著坐下來,聽我們講話。聽了半天,和尚問我:“這個外國人來到中國幾年了?”他以為張允和是外國人,可能因為張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開玩笑說:“她來中國三年了。”和尚於是說:“怪不得她的中國話講得那麼好!”

張允和的嘴比較快,什麼要隱瞞的話,她一下子就講出來了,人家說她是“快嘴李翠蓮”。張允和學歷史,她研究歷史有條件,因為古文底子好,從小讀古書,《孟子》能從頭到尾背出來。她小時候古文比我讀得多。她常常跟我講讀書的情況,她的讀書時代比我晚一點,因此比我更自由。老師是鼓勵學生自己讀書,她讀了許多翻譯的外國文學,受外國文學的影響比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崑曲、中國古代文學影響。音樂方面,她喜歡中國古代音樂,我喜歡西洋音樂。她大學還沒有畢業時,我畢業了,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我跟她交朋友時,夏天請她到上海聽貝多芬的交響樂,在法租界的法國花園,一個人一個躺椅,躺著聽,很貴,兩個銀元一張票,躺了半天她睡著了。這是一個笑話。她對西洋音樂不像我這麼有興趣,我對中國音樂不像她那麼有興趣。結了婚,她聽中國音樂我去參加,我聽西洋音樂她去參加。

她的時代比我更自由開放,她是中國第一批女子進大學的。張允和從小就學風琴,那時候早期沒有鋼琴。我的姐姐喜歡圖畫,我的大姐姐是日本美術學院畢業的,她的圖畫很好。可是我沒有學圖畫,我學拉小提琴,我不想做小提琴家,就是學著好玩,學了再聽小提琴就懂得什麼是好壞。在日本,我跟一個老師學小提琴,老師要求我一天拉四個小時,我說:“不行,我是業餘玩的,我有我的專業,沒有多少時間。”我不想在音樂上花太長時間。

我和張允和談戀愛時,社會上已經提倡自由戀愛,特別張允和的父親完全採取自由化。可是當時戀愛不像現在,那時候和女朋友同出去,兩個人還要離開一段,不能勾肩搭背,還是比較拘束。一種社會風氣要改變,是慢慢地一步一步來的。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十 “舉杯齊眉”

結婚前,我寫信告訴她,說我很窮,恐怕不能給你幸福。她說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獨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當時的思想也比較開明。

不久我們就在上海結婚。四姐妹裡,她最早結婚。我們在上海的婚禮很簡單,提倡結婚不要亂花錢,我們有一個親戚有錢,結婚花了很多錢,我們就反對那一種。當時結婚不得不請客,我們就找了上海青年會,請客簡單便宜。我和張允和的婚禮,我母親去了,我父親沒有去。

除了去日本留學那段時光,我們主要住在上海。她們家住在蘇州,可是她的父親常到上海,她的父親比較有錢,在一個旅館經常租了兩間房子,家里人經常到上海,上海星期六有好的戲,就經常到上海看戲婚後,我的工作比人家緊張,我在大學教書,同時又在銀行工作,銀行界是晚上的宴會多得不得了,我一概不參加宴會,晚上要準備功課。上一個小時的課,要有六個小時準備。

她婚後主要還是教書。她寫文章有天然的才氣。當年報紙請她編副刊,她有一篇傳播得比較廣——《女人不是花》,因為那時女的工作還是很少,機關里面有一個女職員就叫做“花瓶”。編副刊是她的副業,她把寫文章當成一種興趣。我認為,任何事無論大事小事,沒有興趣是做不好的。興趣是一種推動力,一個人不會對任何東西不感興趣,譬如小孩子要吃奶,就是他的興趣,玩是他的興趣,這種推動力很強。興趣有時候是盲目的,有時候是有目的的,興趣用上去以後,就會對工作的意義更了解,這樣子工作就會做得更好。

抗戰前有一段時間,我們在蘇州租到一所很好的房子,蘇州一個大家造了房子,他們的孩子都在外國,房子沒有人住,就租給我們。那個地方叫烏鵲橋弄,大門外面有一片田,農民種玫瑰花,我們大門一開,一大片玫瑰花,又香又好看。玫瑰花幹什麼的呢?放到茶裡面,叫花茶,玫瑰花茶。種花的農民叫花農,花農有錢。

蘇州的生活還是比較好。打仗以後,蘇州就不行了。近年來才重新建設。比利時的首相從小在書上看到蘇州怎麼好,他到中國來,周恩來問他:“你要到什麼地方去看?”他說:“我要去蘇州去看。”他到蘇州,說: “不對,不對。”這裡看也不對,那裡看也不對,都跟書上講的不一樣。

水鄉的蘇州也沒有了,城裡原來是一條一條的水。不僅是蘇州、杭州,江南城裡都是以水路為乾線,以陸路為支線。我們家是後門在水上,前門在岸上,因此有許多橋,蘇州有兩百多座橋,揚州“二十四橋明月夜”,杭州也是很多橋。從辛亥革命以後,慢慢把河填了,水鄉沒有水了。杭州還有西湖,蘇州就搞掉了。不過,現在蘇州郊外搞好了,洞庭山一帶、閶門一帶好玩。江南只有幾個小鎮還保留了水鄉的味道。

別人都說我們結婚七十多年來沒有吵架,就因為我們的親戚經常向我們的保姆詢問此事。其實我們也有吵架,不過我們吵架不會高聲謾罵,不會讓保姆聽到的,也沒有鬧幾個小時的,一般是三兩句話就吵完了。還有一點,我們吵架通常不是為了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其他人的問題。的確,我們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諧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們每天上午10點鐘喝茶,有的時候也喝咖啡,吃一點小點心。喝茶的時候,我們兩個“舉杯齊眉”,這當然是有一點好玩,更是雙方互相敬重的一種表達。下午三四點鐘,我們又喝茶,又“舉杯齊眉”。有朋友來家里特別是記者,看到我們“舉杯齊眉”,都覺得有趣得不得了。這就對家庭和諧起到作用。還有,我們相信外國哲學家的一句話:“不要生氣!”許多人問我們長壽之道,我們想不出什麼道理,可是我們相信不要生氣。因為,外國一位哲學家說:“生氣是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這是完全對的。譬如,夫婦兩個為了孩子生氣,孩子做錯了一點事情,就大動干戈,實際上就是懲罰自己。我們相信這個話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從相識到相戀到結婚的過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對兒子周小平的教育,我花的工夫最少。他在蘇州最好的小學讀書,中學在上海又是最好的,大學是北京大學,後來到科學院工作。本來我想讓他到美國讀書,解放了不能去,科學院派他到蘇聯去讀書,後來中國開放了,他又到美國最好的氣象研究所待了一兩年。我對他沒有多大幫助,他搞科學,我不懂科學。

對孫女周和慶,我很遺憾。我們帶了她到小學一年級,後來就“文化大革命”來了,小孩就離開了我們到她媽媽那邊去,因為我們是“反動學術權威”,受衝擊,小孩在我們那邊不方便。從此以後,她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就不受我們的影響,我們沒有方法指導她。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十一 四姐妹

與我們相比,大姐張元和與顧傳的情況就曲折一些。張元和在上海讀大學,人漂亮,讀書也好,是大學裡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張家地位,對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問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朋友。後來,張元和非常喜歡崑曲,擅唱擅演,而顧傳是當時最著名的崑曲演員。張元和因為喜歡崑曲和顧傳相識,顧傳想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顧傳,因為當時演員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戰爭的時候才在上海結婚。舉個例子,我們有一個非常有錢的親戚,是上海一個銀行的董事長。這位大銀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棟七層樓的房子,最高一層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張允和結婚後就去上海拜訪老長輩,受到了他的熱情接待。我早年搞經濟學,在大學教書,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張元和與顧傳結婚後一起去看他,他不見,搞得張元和很尷尬。這個例子就說明,張元和結婚晚就是因為封建思想嚴重的年代看不到藝術家的價值,看不起演員。後來,大姐姐大姐夫在解放之後到台灣去了。

三妹張兆和在胡適做校長的中國公學讀書,沈從文在那裡教書。沈從文追求張兆和,寫了很多情書給張兆和。張兆和一封也不看,還生氣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適那裡,說沈從文是我的老師,還寫這樣的信給我。胡適的思想跟張兆和不一樣,他說:沈從文沒有結婚,因為傾慕你,給你寫信,這不能算是錯誤。那是一個思想轉變的時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時存在。胡適甚至於講: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讓我去跟你的爸爸講結婚的事,我也願意。結果,張兆和氣得不得了,就走了……時間一長,兩個人就慢慢好起來,後來還結了婚。他們結婚以後也相處得很好。我們這一生,遇到抗日戰爭、“文化大革命”,顛簸是很大的,能夠有這樣的婚姻已經很不容易。

張兆和和沈從文結婚是在北京,我們沒有辦法參加,不在一個地方。那時候風氣改變得很快,大概到他們結婚的時候,比我們結婚更現代化,更簡單了。我們結婚後準備到日本去,嫁妝都不買。

小妹妹張充和是在北京大學跟外國老師傅漢思相愛,傅漢思是德裔美國人。沈從文家也在北京,張充和在北京大學,星期六就到姐姐家裡去,她的老師也到沈從文家裡,傅漢思研究中國漢代的賦,把漢賦翻譯成英文,翻得好極了。他是研究古代希臘文的,在北京大學教希臘文。張充和與傅漢思二人後來發生戀愛,他們結婚很簡單,結了婚很快到美國去了。

今天四對夫婦,顧傳、張元和、張允和、沈從文、張兆和、傅漢思都離我而去,張充和還生活在美國。張充和受到的傳統教育最多,是書法家。張家的叔祖母沒有孩子,喜歡張充和,把她過繼了。叔祖母請一流的國學家教張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詣比其他姐妹都高。 2004年10月,她回國在北京和蘇州舉行個人書法繪畫展覽。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一二 連襟沈從文

沈從文這個人了不起,連小學也沒有畢業,我們親戚的小孩小學畢業了,去告訴他:“我小學畢業了。”他說:“真好,你小學畢業了,我小學還沒有畢業。”我們在上海,他們在北京,所以人家講笑話,說沈從文是京派,我是海派。倒是解放後,我到北京來,這樣就跟沈從文經常在一起了。

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從文也在北京,我們就經常來往。而解放前,因為我在國外,與他沒有什麼往來。沈從文是一個很“奇怪”的人,他生於湘西鳳凰,那兒今天都比較閉塞,更不用說當年。但是他家是書香門第,後來慢慢衰敗。他小時候閱讀了很多古書,但連小學都沒有畢業,為找工作糊口,當了軍隊裡的一個文書員。當時軍隊很窮,他就把箱子當桌子在上面寫字。在“五四”時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譯著,特別是外國小說,這些東西引起沈從文的很大興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響。後來,他想辦法進了北京,“鄉下人進城了”。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麼都是靠自修成才。他沒有進過新式學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閱讀了法國譯著,自己寫的小說很像法國小說的味道。我想起愛因斯坦講過一句話:一個人活到六七十歲,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有十七年是業餘時間,此外是吃飯睡覺的時間。一個人能不能成才,關鍵在於利用你的十七年,能夠利用業餘時間的人就能成才,否則就不能成才。這句話非常有道理。

沈從文還有一點了不起,解放以後沈從文被郭沫若定性為“粉紅色文人”。因為沈從文與胡適關係好,胡適當年被貶得一無是處,所以沈從文也受到牽連,被安排到故宮博物院當解說員,別人都以為他很不高興,他一點都不在乎,他說:“我正好有這個機會接觸那麼多古董!”於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飾,後來寫成《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也證明,沈從文度量大,一點架子沒有,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從文如果多活兩年,很有可能得諾貝爾文學獎。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一三 留學日本

我在聖約翰大學、光華大學讀書,這兩個大學的畢業生都到美國留學,我因為窮,去不了美國留學。結婚後,我的岳父給張允和兩千塊錢,當時也是一個大數目,我和張允和商量:這兩千塊錢不要用,出去留學。到美國去,不夠,美國要花更多錢,我們就到日本。

日語在那個時候很有用,今天還是很有用。對我來講,我學了法語反而起不到作用。我在美國看到廣告,法國出版了一本書,我去書店買這本書,書店的人說,這本書還沒有出來,可是英文本已經出來了。我買了英文本,法文本就不看了。法語跟英文無形當中是一種競爭,利用法語的機會很少。許多國際會議,都是英語、法語兩種話,實際大家都用英語,不用法語。法語是一種很好的語言,有很豐厚的文化背景,但是我學了很難用上。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俄語這四種都是全世界重要的語言,俄語現在不行了,俄羅斯人現在都讀英文了;西班牙語文化背景差;法語的文化背景很深厚,可是在競爭當中,法語失敗了。

留學有兩點好處:日語要學得好,在日本很快就學好,在中國就慢,英語更是這樣子。還有,外國整個學術環境跟中國不一樣,真正讀書要靠自己,留學不留學一樣,在中國也可以學得好的。讀書實際是自己讀的,老師不會來管你,只是指點一下子。

清朝末年就開始有人留學,起初中國沒有大學,後來教會學校到中國來辦,讀大學不一定到外國去了。可是比大學更高的還要到外國,譬如美國有名的大學是以研究生為主,不是以大學本科為主,我們的大學是以本科為主,研究生比較少。真正讀書,自己自修,在中國跟外國完全一樣。我搞字母學是一種興趣,我收集了許多字母學的書,想不到後來有用處。自學是主要的,愛因斯坦講的話一點不錯。

1933年,我們一結婚,立刻就去日本,不耽誤時間,那時候到日本留學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時候跟今天不一樣,要到日本去,用不著簽證,上海坐船,第二天早上就到日本了。那時候,有大量的日本人在上海,日本人喜歡到上海來,中國人喜歡到東京去,東京有大量的中國人,寫一封信,在國內三分郵票,到日本也是三分郵票。日本東京的物價和上海比,加十分之一,不像今天完全隔斷了。那時候上海虹口一帶全是日本人。中日關係很密切,你到東京去,上岸根本不檢查你。不僅到日本方便,到美國也很方便,你有護照,到美國最多一個星期就可以走了,現在不行。現在兩個制度,你把我當敵人,我把你當敵人,那時候沒有這種情況。

在日本留學,原來想去讀四年書,後來不到兩年就回來了。一個原因是張允和懷孕了,要回來生育。另一個原因是我到日本那時候思想“左傾”,希望去跟河上肇,河上肇當時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非常有名。所以我不考東京帝國大學,要考京都帝國大學,一下子就考上了,到京都,河上肇被捕了,根本沒有看到河上肇。那麼,我到日本就變成讀日文了,讀經濟學的目的沒有達到。當時日本不承認中國的學分,在日本讀博士要讀三年,而美國祇要一年兩年就可以。而日本的課程我在國內讀過,我不願意重新再讀一遍。上海聖約翰大學跟美國是接軌的,但是與日本不接軌。這樣倒有一個好處,專門讀日文,所以當時日文進步很快。後來就是到了美國,日文還有用處。

這是年輕時糊塗。人生在年輕時候有許多糊塗的事情,這是盲目的。人家說,戀愛是盲目的,我們的戀愛不是盲目,很自然的,其他的許多事情確實有盲目性:到日本留學是盲目的,從美國回來也是盲目的,以為中國有希望了,我搞經濟學,以為對戰後的國家有用處,回來後經濟學一點用處都沒有。

張允和在日本是學日本的文學,她對日本文學蠻喜歡。當時日本有名的文學家的文章,很快就翻譯成中文了,中國受外國的文化的影響,最早是通過日本,中國從日本學西洋。

日本的大學,學生都住在校外,沒有學生宿舍的。我們在外面租房子住,最早住在中國青年會,後來我們很快就住到日本人家裡面去。日本許多人家有一間房間租出去給人家,特別是喜歡租給大學生,這樣子我們住在日本人家裡日語就進步得非常快,每天都要講日語,而且了解日本人生活的情況。

張允和要生孩子就回國,日本到上海方便得不得了,坐一晚輪船就回來了。上海的親戚朋友照顧她,我們是1933年4月30日結婚的,巧的是,我們的兒子是第二年4月30日出生的,剛剛一周年。張允和回來生了孩子,我還在日本,第二年就回來。她生孩子的時候我在日本,他們叫我不用回來,上海照顧得很好。

我考的是京都帝國大學,現在叫京都大學,規模很大,校園很好。京都帝國大學的校園是日本格式,而且有點宮廷的味道,跟聖約翰大學完全不一樣。京都在當時比東京好玩,那時候日本所有大學生都住在人家,我住在一個老太太家,她很高興。我起初以為京都講話跟東京一樣的,其實不一樣,我跟老太太學京都話,很好玩,很快就學會了。老太太待我非常好,日本的房東都很好。

我失去了專業的對象,主要是讀日語,了解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生活。還好,可以說在日本留學並沒有落空,日語學好了很有用處,解放後回來想搞經濟,這個事情落空了。

人生很難按照你的計劃進行,因為歷史的浪潮把你的計劃幾乎都打破了。打破得最厲害是日本侵略中國,把一切都打得一塌糊塗,把整個家都搞光了。解放後又有那麼大的風浪,“文化大革命”把什麼東西都破壞掉了,這些都是原來想不到的。

台長: 台北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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