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1-18 13:31:03 | 人氣(1,633) | 回應(1) | 上一篇 | 下一篇

《周有光百岁口述》上篇 四 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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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不是學生上街那麼幾天。清朝末年思想激盪很大,現代化的思潮到“五四”達到一個高潮。五四運動在全國影響大,範圍廣。我也受五四運動的影響。

五四運動對我們來說,有幾個概念,一個概念是要搞白話文,一個概念是要愛國,反對帝國主義。五四運動是老師引導我們,出去反對帝國主義。一個人拿一根旗子,上面寫“同仇敵愾”幾個字,我們都不懂,老師叫我們寫就寫。我到茶館去演講,茶館裡的人都停下來聽我演講,看不見我的人。我個子長得很慢,當時很矮小,一個客人就把我抱起來站在桌子上面講,茶館裡面的人起勁得不得了。

五四運動是相當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動。五四運動的確是廣泛的思想活躍的時候。我認為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覺醒的一個高潮。 “五四”提出的口號“民主”、“科學”完全正確,解放後要抨擊“五四”,這是錯誤的。仔細研究,“五四”時的文章沒有整個否定傳統,對儒學也沒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證,“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時提出來的,是後來提出的。

五四運動的先鋒是白話文運動。這個現象好像非常奇怪,後來胡愈之的解釋非常好,他寫過一篇文章,說:西歐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語文運動為先鋒,中國的啟蒙運動也是以語文運動為先導。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五 聖約翰大學

我考大學有趣味。我報考了兩個大學,都考取了。一個是上海聖約翰大學,一個是南京東南高等師範學校,後來變成東南大學,後來又變成中央大學,今天是南京大學。為什麼考兩個大學呢?有幾個比我高的同學勸我去考聖約翰大學,我到上海去考聖約翰大學,考取了。可是聖約翰大學貴得不得了,一個學期就要兩百多塊銀元,我家裡到我讀大學是最窮的時候,沒有錢。那時候每個大學考試的時間不一樣,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東南高等師範學校不用學費,那麼,我就準備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書,她的同事朱毓君聽說我考進了聖約翰大學不想讀,她對我姐姐說:“考聖約翰大學比考狀元還難,你弟弟考進聖約翰大學又不進,太可惜了。我也沒有錢,我去問我媽媽借,讓他去上學,上了學以後再想辦法。”她的媽媽說:“我現在也沒有錢,但是有皮箱,裡面放了很多嫁妝,拿一個皮箱去當,就可以當兩百多塊錢。”她們家也在蘇州,她媽媽很喜歡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後房,多少年也沒有去開,沒有用的。有齣戲叫《借當》,借東西來當。
這樣我就上了聖約翰大學。

考大學很有意思,我們那時候考大學要考六天,8點鐘到,真正考試是上午9點到12點,三個鐘頭不能停,下午1點到4點,一天六個小時,筆不停揮。考試的範圍早已告訴你了,學校招考的小本子寫明要考什麼書,可以說沒有舞弊,為什麼呢?題目多得不得了,六天當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題目多得你要筆不停揮。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題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經告訴你材料都在這裡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現在考試是捉迷藏。題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筆直書,寫不快,就不行,怎麼考,都公開的。而且很奇怪,今年招考多少人是沒有數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沒有及格的,一個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試方法完全不一樣,沒有名額,我們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捨不夠,就把另外一些房子臨時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考上不難,只要把指定的那些書搞清楚就行了。

還有一個笑話,上聖約翰大學報名要照片,我的同學關照我:“你最好拍一張西裝照片。”因為我在常州不穿西裝,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裝怎麼穿的。到照相館去拍照,照相館有西裝準備拍照用的,照相館的人也不知道怎麼樣打領帶、領結。鬧了一個笑話:他給我戴了一個領帶,再戴一個領結。
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學大笑,趕快寄回來,要求重拍。

1923年,我從蘇州坐火車到上海。從火車站下來,坐電車到靜安寺,靜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獨輪車到聖約翰大學,聖約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園那邊。獨輪車是什麼時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獨輪車上聖約翰大學在文化上跨過九百年。
古老的中國要到教會學校學外國的東西,文化歷史跨過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進大學第一次去報到,給我一個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話拼的羅馬字,這是學校規定的標準,在學校每一個地方簽名,都要按照這個標準。學校的管理就按照羅馬字來管。我一進學校就懂得什麼是羅馬字管理法,這是科學管理,到今天中國人都不懂,聖約翰的總務部是沒有幾個人的,管理起來好得不得了。這件事情印像很深,這就是外國文化跟中國文化不同的地方。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到美國去工作,可以說,我在工作當中學到更多的東西,每一個環節都是高效率。人家問:“為什麼美國人比別的國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當於好幾個外國人,財富是這樣來的。我到美國才知道,日本有一個調查團,調查美國人的辦公效率,調查了幾個月,寫成一個報告,結論說:一個美國人可以抵十五個日本人。真是不一樣,那時候電話當然還沒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電話的方法跟中國人不一樣,在中國根本不重視效率,中國人辦公的方法遠不如他們。
我訓練到這個習慣:做事情一定要講效率。

聖約翰大學的專業跟今天不一樣,現在進大學就要分專業,聖約翰大學是外國規矩,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都是基礎課。專業分得粗得不得了,現在是根據蘇聯的辦法,專得不得了。聖約翰大學本部只分文科、理科,醫科在另外一個地方,我們不大碰頭。一年級不分文理,二年級才分文理。我一年級進聖約翰大學,學基礎課,三面牆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學生可以在上面做題目,數學的水平比較高。我的數學很好,一個外國數學老師就勸我:“你就學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學都跟我講:“你不要學理科,要學文科。”為什麼呢?聖約翰大學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聖約翰大學不讀有名的文科,而讀理科,吃虧了。我就學了文科。
實際上,我當時偏重經濟學方面。

我那時候學經濟,主要是學經濟的技術,中國是一個大國,要做國際貿易,要辦銀行,要有一套學問,不像現在亂七八糟一下子幾千萬被人家騙走了,沒有這麼傻的事情。資本主義如果這麼搞,早就垮掉了。
國際貿易要有一套技術,我主要是學這方面的東西。

可以說,大學裡所有的功課都很有意義,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學裡有一本小書,客人來了可以看,這本小書講:我們這個大學不是培養專家的,是培養完美人格,在這個基礎上,可以發展成為專家。一到聖約翰大學,每一課都有課外閱讀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書。學會了自學,學會了獨立思考。
這種教育方法從教師來講,並不費事,可是可以給我們一個方向。

那時候鼓勵學生自學,上課的時間並不多。有的時候,老師的幾句話,會給學生一生影響很大。
那時候的教育跟解放後蘇聯教育不一樣,蘇聯教育是強迫性的“填鴨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聖約翰大學,我印像很深刻的是看報,主要看英文報。一個英國教師問:“你們天天看報,是怎麼看的?”我們說:“看報就看報,沒有什麼。”他說:“看報有看報的方法,每天看報要問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條最重要?'第二個問題:'為什麼這條消息最重要?'第三個問題:'這條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趕快去查書,查
書是首先查百科全書。”我們按照他這個方法來看報,興趣就大大提高。

聖約翰大學重視基礎的教育,我讀基礎的文學、世界史,這很有用處。我進的中學是中國人辦的,可是中學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學、物理是英文的。我們能夠用英文,基礎培養今天辦不到,今天的中學生、小學生許多時間浪費到莫名其妙的課程上面,應當學的東西學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學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覺都沒有時間,結果學問學不好。
我們的教學沒有上軌道。

英文很容易學好,你重視它就會好的。我們的英文教師都是教會學校畢業的,我們中學能用英文演講比賽,英文不過關不能畢業。實際上是中文、英文、數學三門課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課不用考的。那時候比較輕鬆而學得好,今天把學生的時間都浪費掉。還有一個關鍵,那時候中學都是住讀的,沒有走讀生的,一走讀,走來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學生到大學再讀英文,那大學的課程怎麼能讀呢?大學是用英文了,不是學英文了。
現在的青年苦得要命,這個辦法不對,我們的教育要徹底地改變。

聖約翰大學在政治方面特別注重外交,從清朝末年到民國時代,外交界都是我的同學,顧維鈞是比我們早的最有名的同學。我畢業以後,人家好多次請我到外交界去做事。
張允和是斷然反對我參加政治,我想是對的,假如我參加政治,就麻煩了。

聖約翰大學的校園美極了。現在上海的中山公園就是我們的校園,校園裡原來都是大樹,外國人對園林很重視。今天來看,我們學校是規模小,園林大。園林從前叫兆豐花園,現在叫中山公園,把樹都搞光了。資本主義的管理學是值得欽佩的。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六 光華大學

事情出乎意料。我在聖約翰大學只讀了兩年,遇到“五卅慘案”。 1925年,上海有一個日本工廠,老闆把一個工人打死了,這個工人叫顧正紅。首先是上海商業界起來抗議,後來整個上海出現抗議,後來是整個江蘇,後來擴大到好多城市,全國抗議,反對帝國主義。 “五卅慘案”在全國鬧得非常厲害,上海是中心,學生都罷課,要出去遊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是教會學校,就跟學生髮生矛盾。所有學校都遊行,我們學生也要去遊行,校長說:“你們在校內開會都可以,不要出去。”學生一定要出去,為這個事情就鬧翻了,聖約翰大學的老師中一大半是外國來的,一小半是中國來的。
中國老師和學生就離校,“離校事件”鬧得不得了,這不僅是中國的大新聞,也是世界的大新聞,當時不僅是我們,好多大學都發生這種事情。

中國學生和中國老師排了隊,拿了鋪蓋離開學校,怎麼辦呢?出來以後社會各界就支持我們,南洋公學也支持我們,就辦一個光華大學。當時許多有名的教授都有愛國心,願意到光華大學來教書,也請了外國人來,一度辦得很好。
新造的房子主要是華僑捐的錢,可是後來跟日本人打仗,日本人就把光華大學還有兩所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學炮轟光了。

我在光華大學讀了兩年,最後在光華大學畢業,光華大學在二戰以後不行了,沒有錢,沒有房子,什麼都困難了。後來共產黨來解放了,所有私立大學都取消了。
歷史的變化很大。

光華大學實際上還是按照聖約翰大學的方法來辦學,當時教育部沒有命令大學要這樣搞、那樣搞。光華大學請了中國有名的學者來上課,譬如教文學的有徐志摩,徐志摩是北京大學教授,又兼光華大學教授,從北京到上海跑來跑去,結果飛機失事死了。徐志摩的作品、作人的風格影響學生。我到過徐志摩家裡,他和原來的夫人離婚,徐志摩的前妻張幼儀也是很有文化的,張幼儀是小腳,他們是家裡面訂婚的。後來他跟陸小曼結婚,在上海住,一幢房子三層樓,下面一層是英國式的,第二層是日本式的,第三層是印度式的,三層樓三種文化。那時候老師跟學生,校長跟學生關係很好,像朋友一樣。很多人很欽佩徐志摩的,他是一代風流。
有人說:白話詩到徐志摩時成熟了。

我沒有聽他的課,我那時候快畢業了,可是他的東西我都看過,很欽佩。
我想徐志摩的文章今天也值得青年人讀,他非常有才華。

大學畢業了,有人勸我:“你在上海待得太久了,不要老待在上海。”當時有一個思想說:人在一個單位工作,不要超過三年,為什麼呢?一個人在一個地方久了,就會麻木,沒有新的刺激,所以當時的教授跟大學要訂合同的,不超過三年,三年以後換一所學校,換一個地方。這跟解放後的思想不一樣,解放後是在一個地方,一生就不要動了。
那時候要動,才有發展,這個思想影響很大。

本來我大學一畢業就要到外國去讀書,因為窮,沒有去,我的同學十個有九個到美國去留學了。因為雖然是光華大學畢業,卻都是聖約翰大學來的,而且都是有錢人家的孩子。
我因為沒有錢,所以拖了好幾年才到外國去。

那時候大學生出路很好。我們的校長張壽鏞對我特別好,我讀書的時候,校長室缺少一個秘書,就在本校裡面招考,我考上了,業餘幫校長當秘書。這樣,我跟校長關係就很好,我畢業了,他就勸我:“你不要出去了,你就在本校教書吧。”我一邊就在光華大學附中教書,同時幫大學校長做一些工作。
不久,就在大學裡面教書。

張壽鏞原來是清朝末年的大官僚,可是很有學問,他來做校長,做官方面是犧牲。為什麼請他呢?當時大學校長很重要,能夠搞錢,還要有聲望,這樣的人不容易,上海各界就推他,他能搞錢。宋子文是財政部部長,張壽鏞做過財政部副部長。
他的學術地位也很高。

可是不久,我的一個老師孟憲承——解放後他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校長——說:“你在光華大學工作當然很安定,我勸你出去別的地方工作,不要老待在一個地方,老待在一個地方不知不覺當中就沒有朝氣了。”他是懂外國思想,人不可能在一個地方待長時間,要換工作,增加你的閱歷,增加你的經驗。他說要到無錫鄉下一個新辦的江蘇民眾教育學院,這個學校根據一個新的理論來辦。那個學院的院長走開,要請他去當院長,想把我帶到那邊去。去了不久,浙江也在辦一個民眾教育學院,他又把我帶到杭州,我都跟他走。那時候是新的教育理論培養新的人物。
這是一種資本主義國家里新的理論,是面向群眾,不是面向貴族,本來的教育都是面向貴族的。

我到了杭州不久,浙江和江甦的軍閥打仗,把鐵路打斷了。張允和在蘇州沒有辦法到上海讀書,蘇州和杭州的路沒有斷,就到杭州之江大學去借讀,之江大學也是一所教會學校,那個校長我也認得。當時的教會大學校長跟學生像兄弟一樣。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七 拉丁化運動

我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就對語言感興趣了。一到聖約翰,就發現語言生活完全改變了,因為聖約翰一天到晚都講英語,只有中國文學、歷史課用中文,其他一概用英文,用了英文,就知道英文的方便、字母的科學管理方法,一系列的事情都不一樣。不僅僅是字母的問題,管理學的重要條件,漢字不行。

我畢業後在學校教書,同時參加銀行工作。我參加拉丁化運動,起初不是主動參加的,我當時寫的文章今天看起來很幼稚,可是他們認為有新意義,這樣我才參加拉丁化運動。參加以後,我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提出幾個要改革的方面,拉丁化運動今天來看明白了,當時也不是很明白。提倡方言拉丁化,是因為瞿秋白在蘇聯受了影響,蘇聯是許多民族拉丁化,瞿秋白把中國的方言看成是民族語,他反對國語運動,提倡方言拉丁化,可是方言拉丁化在中國推不動。在上海,有上海話拉丁化,同時有北方話拉丁化——“北拉”。你推廣“北拉”,人家來,推廣上海話拉丁化,人家不來。上海人不需要上海話拉丁化,這一點可看出上海人已經有民族意識,不是地方意識了。

拉丁化運動中最重要的一個人是倪海曙,倪海曙全力以赴,是主將。我參加以後,就覺得有幾個地方不對,要搞方言是可以,可是不能各歸各搞,相互毫無關係,要有一個共同的基礎。我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溝通,這一點對拉丁化運動有影響。我們推廣北方話拉丁化有人聽,上海話拉丁化人家聽了就完了,沒有人來,說明中國人需要國語。

我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陳望道認為我的意見有新意,後來我對文字改革的興趣跟陳望道的鼓勵很有關係。後來他是複旦大學的校長,我是複旦大學經濟學的教授。

拉丁化運動當時影響很大,上海是中心,中國有五十多個城市都有拉丁化會。一直影響到南洋,泰國也有拉丁化會,香港是一個重點。過去羅馬字只是在知識分子當中,沒有到群眾,拉丁化運動到廣大群眾中,工人都來參加。

拉丁化運動是1933年在中國開始的,由世界語協會介紹到中國。拉丁化運動發展,世界語反而很難發展。當時世界語也是一個新思潮,我們都學世界語,現在還有,沒多大用處,當時看得很重要,結果沒有真正變成是世界的語言。有了聯合國以後,世界語就下落,聯合國提倡五種工作語言,後來變成六種。世界語就沒有作用了,在政治、科技、商業上不用,就沒有多大用處。我起初搞世界語,後來就不搞了。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八 妻子張允和

張家四姐妹的名氣很大,不光在中國,在外國都有很大的影響,前幾年美國耶魯大學的金安平女士撰寫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張家作為一個大家,開始於我老伴張允和的曾祖父張樹聲,張樹聲是跟隨李鴻章打仗出身的,“張家”與“李家”相並列。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清朝大官允許回家守孝三個月,李鴻章回鄉丁憂的時候,職務就是由張樹聲代理的。張樹聲的官做得很大,任過直隸總督、兩廣總督、兩江總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張允和的父親張武齡,生於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響。他知道家裡有錢、有地位,但總這樣下去不行,就決定離開安徽,到蘇州興辦新式教育。 1921年他在蘇州辦樂益女子學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蔣夢麟等當時許多有名的教育家結成朋友,幫助他把學校辦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別人想辦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當時有一個笑話,他的本家嘲笑他:“這個人笨得要死,錢不花在自己的兒女身上,花在別人的兒女身上。”其實,他在當時比較先進、開明,他的財產專門用
來辦教育,他對下一代主張,自己的錢只給兒女教育。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個,四個女的——“張家四姐妹”受到了當時比較好的教育。不僅是新的大學教育,傳統國學的基礎也比較好。
葉聖陶在我岳父的學校教過書,他講過一句話:“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

九如巷原來在全城的中心,住房跟學校是通的。解放後,蘇州政府把原來的房子拆掉,在這個地方建了高樓,成了政府辦公的地方。張家住的房子歸了公家,現在張允和還有一個弟弟住在那裡,原來的房子還剩下從前所謂的“下房”,現在就修理修理住了。蘇州城中心的一個公園,九如巷在那兒旁邊,找到公園就找到九如巷。從前,很近就到公園、圖書館。
蘇州在我們青年時代河流很多,現在都填掉,變成了路,不好。

有趣味的是,我們家家道中落,她們家家道上升,都跟太平天國有關係。我的曾祖父原來在外地做官,後來回到常州,很有錢,辦紗廠、布廠、當舖,長毛來了,清朝沒有一個抵抗長毛的計劃,本地軍隊結合起來抵抗,城裡不能跟外面來往了,城裡的經費都是我的曾祖父給的。長毛打不進來,就走了,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國,隔了兩年又來打常州,就打下來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太平天國滅亡以後,清朝就封他一個官——世襲雲騎尉。世襲雲騎尉是死了以後要給子孫世襲很多錢。我的祖父在打太平天國的時候在外面,打完就回來,不用做官,每年可以領到很多錢。一直到民國,才沒有了。原來的當舖、工場地皮還在,房子大部分被太平軍燒掉了,剩下的幾年賣一處,花幾年,再賣一處,花幾年。當時家的架子還很大,我的父親是教書的,要維持這麼大一個家庭當然不行。我父親後來自己辦一個國學館,收入不是很多,維持一個小家庭可以,維持一個大家庭當然不行。
這樣子,就窮下來,所以到了我讀大學時是最窮的時候,連讀大學的學費都拿不出來。

我們兩家在蘇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樂益女子中學讀書。張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學,常常來看我的妹妹,到我家來玩,這樣我們就認識了。放假,我們家的兄弟姐妹,她們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蘇州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從閶門到虎丘,近的到虎丘,遠的到東山,有很多路,還有河流,可以坐船,可以騎車,可以騎驢,騎驢到虎丘很好玩的,又沒有危險。
這樣子一步一步,沒有衝擊式的戀愛過程。

我們年輕朋友放假可以在他們學校裡面玩,打球很方便,地方比較適中。他們家的風氣非常開通,孩子們有孩子們的朋友,上一代有上一代的朋友,在當時是很自由開通的風氣,一點沒有拘束的樣子。
我不是一個人去,是幾個人去。

張家四姐妹小時候學崑曲。當時崑曲是最高雅的娛樂,因為過年過節賭錢、喝酒,張武齡不喜歡這一套,覺得還不如讓小孩子學崑曲。小孩子開始覺得好玩,後來越來越喜歡崑曲,崑曲的文學引人入勝。崑曲是詩詞語言,寫得非常好,這對古文進步很有關係。張允和會唱、會演崑曲。後來俞平伯搞《紅樓夢》研究被批判,我們1956年從上海來北京,俞平伯建議我們成立北京崑曲研習社。愛好者在一起,在舊社會講起來是比較高尚的娛樂,增加生活的意義。起初俞平伯做社長,後來“文化大革命”不許搞了,“文革”結束後,俞平伯不肯做社長了,就推張允和做社長。崑曲研習社今天還存在,社長是張允和的學生歐陽啟名,她是歐陽中石的女兒。歐陽啟名很倒霉,中學畢業了,資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不許進大學,她只好去修表,“文化大革命”一結束,她由朋友介紹到日本去讀了好幾年書,回來後在首都師範大學教書。我也算崑曲會的會員,我是不積極的,可是每一次開會我都到,張允和是積極參加研究工作、演出、編輯。
我去陪她。

張家姐妹兄弟小時候在家里辦一份家庭雜誌叫做《水》,親戚朋友自己看著玩的。這個雜誌後來停了,隔了許多年,到了我老伴八十多歲的時候想復刊,也是家裡面玩的。復刊了,葉稚珊就在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講這個事情,她說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寫,大出版家範用就要看,一看覺得不得了,後來就出《浪花集》。 《浪花集》是張允和和張兆和編的,還沒有出版就去世了。事情也巧,我的老伴是九十三歲去世,張兆和比她小一歲,第二年也是九十三歲去世了。
我給書寫了後記。

台長: 台北光點

杜蘭熊, 外號杜老爺
Sorry ...看不慣簡體字 !
可不可以轉換成繁體再貼一遍 ?
2010-01-19 13:30:45
是 (若未登入"個人新聞台帳號"則看不到回覆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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