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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解歷史記憶黑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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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下)
* 聯合報╱龍應台 2009.08.18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奸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回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

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

林精武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腳就皮破血流,腳趾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力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1946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國立臺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藍博洲《共產青年李登輝──二進二出共產黨第一手證言》)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懷的丘壑,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一支香

1945年9月12日,國軍並沒有進駐台南;小鮑布那艘坦克登陸艦把七十軍送到基隆港之後,先得開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軍一樣,國軍的六十二軍在海防港等船。在各個碼頭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幾百萬,船,是不夠用的。

航海日誌透露的是,LST 847登陸艦在11月19日,從海防港接了六十二軍的55位軍官和499位士兵,駛往「福爾摩沙」,六天以後才抵達那時還稱為「打狗」的高雄港。負責接收台灣南部的六十二軍,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吳新榮為了見到祖國的軍隊而「齋戒沐浴」,卻白等了一場。沒等到國軍,倒是10月10日國慶日先來臨了。

五十年來第一個國慶紀念,吳新榮興沖沖地騎著腳踏車趕過去。他看見台南「滿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紳們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對著滿街聚集的民眾用肺腑的聲音熱烈地呼喊「大中華民國萬歲」。三十八歲的醫生吳新榮,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淚。(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親,卻感覺不對了。彭清靠,是個享有社會清望的醫生,1945年10月,在舉國歡騰中他被推舉為地區「歡迎委員會」的主任,負責籌備歡迎國軍的慶典和隊伍。籌備了很多天,買好足夠的鞭炮、製作歡迎旗幟、在碼頭搭好漂亮的亭子、購置大批滷肉、汽水、點心,一切都備齊了之後,通知又來了:國軍延後抵達。大家對著滿街的食物,傻了。

同樣的錯愕,又重複了好幾次。

最後,11月25日,六十二軍真的到了。日軍奉令在碼頭上整齊列隊歡迎。即使戰敗,日軍的制服還是筆挺的,士兵的儀態,還是肅穆的。

軍艦進港,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

彭清靠、吳新榮,和所有高雄、台南的鄉親,看見勝利的祖國的軍隊了:

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彭清靠回家後對家人,用日語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

彭明敏其實洞穿歷史,他知道,這些走下旋梯的勝利國軍,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種田的時候被抓來當兵的,他們怎麼會理解,碼頭上的歡迎儀式是當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籌備,這盛大的籌備中,又藏了多麼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說,這些兵,「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頭的軍官,連致詞都沒有……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對」的第一感覺,其實就是兩個文化的對撞。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台灣群眾,「痛」在完全不一樣的點,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彷彿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短短十四個月以後,1947年2月28日,台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一踏進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一夜苦刑之後,涂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裡,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彭明敏)

我坐在蕭萬長的對面。當過行政院長,現在是副總統了,他仍舊有一種鄉下人的樸素氣質。1949年,這鄉下的孩子十歲,家中無米下鍋的極度貧困,使他深深以平民為念。但是,要談1949,他無法忘懷的,反而是1947。八歲的孩子,能記得什麼呢?

他記得潘木枝醫師

貧窮的孩子,生病是請不起醫生的。但是東京醫專畢業以後在嘉義開「向生醫院」的潘醫師,很樂於為窮人免費治病。蕭萬長的媽媽常跟幼小的萬長說,「潘醫師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遠不能忘記。」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協調的時候,潘木枝,以嘉義參議員的身分,總共十二個當地鄉紳,到水上機場去與國軍溝通。

這十二個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數被綑綁,送到嘉義火車站前面,當眾槍決。

八歲的蕭萬長,也在人群裡,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眼睜睜看著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愛的醫生,雙手被縛在身後,背上插著死刑犯的長標,在槍口瞄準時強推跪下,然後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歲,」我說,「你全看見了?你就在火車站現場?」

「我在。」

(在那個小小的、幾乎沒有裝潢的總統府接待室裡,我們突然安靜了片刻。)

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

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小小的鄉下孩子蕭萬長,拿著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屍體前,垂眉跪了下來。(蕭萬長,龍應台專訪,2009年4月30日)

台長: 台北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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