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27 16:24:37 | 人氣(4,379) |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加州三傑》三代創業典範三:Kingston金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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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見雜誌12月號/徐仁全、楊方儒

1996年時,位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的金士頓科技,創辦人孫大衛及杜紀川為了犒賞員工,主動拿出1億美元供做員工分紅,平均每位員工分到800萬台幣。這項創舉經媒體報導後,也從美西傳回台灣,讓台灣國內的高科技公司員工羨慕不已。

■ 金士頓創辦人杜紀川、孫大衛秀才配大俠 拓荒美西

2004年總統大選傳出兩聲槍響後,台灣出身的金士頓科技公司(Kingston)創辦人孫大衛,在酒後說出願意捐出1億台幣做為重新驗票費用,讓他一度成為全台最轟動的人物。

1996年時,位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的金士頓科技,創辦人孫大衛及杜紀川為了犒賞員工,主動拿出1億美元供做員工分紅,平均每位員工分到800萬台幣。這項創舉經媒體報導後,也從美西傳回台灣,讓台灣國內的高科技公司員工羨慕不已。

去年創下1000億台幣的營收,目前為台灣人在加州最大企業的金士頓,是由55歲的孫大衛與大他10歲的合夥人杜紀川,19年前在加州創設的公司。

■ 為台灣,提攜老家的協力廠

杜紀川從德國轉戰美國,孫大衛從台灣移民美國,兩人在加州不期而遇,結下不解之緣,後來更一起發揮台灣人吃苦耐勞、堅定不移的精神。在無外援的情況下,兩人創辦金士頓,一度也遭遇過被倒帳、收不到款。但他們不畏困境的毅力,終造就金士頓成為全球最大的記憶體模組廠,也寫下加州地區台灣人最常稱頌的金士頓傳奇。

電腦主機板上有一處記憶體模組,一排排站在主機板上,裡面就是電腦運轉時所需的記憶體儲存空間。目前全球將近1/3的記憶體模組市場已被金士頓所占領,印有Kingston商標的記憶體模組隨著電腦銷售到全球。

孫大衛與杜紀川雖然已在美國定居多年,但他們也沒忘記台灣。除了三不五時回來與客戶見面外,更在十年前回到新竹科學園區設立金士頓分公司,雇用800名員工。六年前更是配合當時政府新經濟「立足台灣,放眼全球」的計劃,把亞太營運總部從加州移到台灣新竹,以便就近服務亞太客戶。

此外,金士頓更往上游的記憶體封裝測試領域延伸。在2003年力晶半導體決定出脫記憶體封裝測試大廠——力成半導體股票之際,金士頓以高於當時市價11元收購全數力晶持有的股分,成為力成半導體最大股東。此投資案在當時也震驚台灣封裝測試業。

另外,在主要原料「記憶體晶粒」的採購上,金士頓更是二話不說,向台灣的茂德半導體及南亞科技等記憶體製造大廠採購,成為台灣記憶體公司屬一屬二的大客戶。

然而,金土頓最引起人注意的還不在事業成功,而在於兩個創辦人的傳奇人生及經營公司的獨特理念。

■ 看人生,籃球與貓王精神不敗

孫大衛在台灣眷村長大,年輕時入選亞青盃籃球國手,隨後赴美就業。有著十分洋味名字的孫大衛,員工都叫他David。188公分高的身材、宏亮低沈的聲音,讓他的俠客性格更外顯於形。

四歲喪父的孫大衛,從小跟著媽媽在眷村長大,養成獨立、自主、豪爽、愛交朋友的個性。在眷村也自然成為帶頭大哥,行俠仗義總少不了他。

孫大衛大同工學院畢業後即赴美工作,但仍延續打籃球的習慣。1982年,孫大衛經現任金士頓亞太區業務總監陳思軻介紹,在加州的球場上認識了杜紀川。「當時覺得他好像不太會打球,像傭兵。總是坐在板凳休息,等有人下場後才輪到他,」孫大衛半開玩笑地形容當初杜紀川給他的第一印象。

相較於孫大衛俠客般的豪氣,杜紀川比較像書生。戴著金屬無框眼鏡,身著深色優雅剪裁的品味服飾,一副飽讀詩書的文人模樣,不認識的人,一定會認為杜紀川是大學教授。

不過,斯文優雅的外表下,杜紀川也經歷過戲劇性的經驗。他高中迷上貓王而瘋狂追求音樂,為了彈吉他不惜翹課,還因此荒廢課業,最後被師大附中退學。父親一氣之下,把他送到德國投靠親友,在餐館打工洗餐盤。

大學在德國念了七年書的杜紀川,畢業後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卻受到德國同事歧視,認為他是來搶飯碗,對他百般排擠。那時期的他真是有苦難言。最後離開德國轉往美國尋找夢想,落腳美西加州做起房地產仲介。

故事至此還沒結束,孫大衛與杜紀川相遇後一起創業、賺錢,其後又投資失利及東山再起的另一章回才正要展開。

■ 找機會,崩盤催生金士頓

1982年,杜紀川與孫大衛創立Camintonn公司,從事迪吉多電腦系統及記憶體製造。三年後,Camintonn公司被美商AST以600萬美元的價格買下。當時,杜紀川和孫大衛各分得300萬美元,是他們賺到的第一筆大錢。不過這份意外之財很快就化為烏有。

因孫大衛的大學同學Henry從事股票買賣,兩人遂各拿出200萬美元交給Henry買股票投資。沒想到1987年10月17日美國股市大崩盤,兩人的資金全數歸零不說,還各倒貼了100萬美元,讓他們差點把之前賺的錢全賠光。

孫大衛急忙解釋,「我們沒有破產。」只是經過那次教訓後,兩人決定不再做股票投資,更不借錢做生意。

投資失利後,孫大衛與杜紀川不敢告訴家人,仍每天出門假裝上班工作。一次喝咖啡之際,兩人決定再創一次業,不信命運之神會再如此玩弄他們,十足展現台灣人不怕苦、不怕難的精神。

但有了一次教訓後,這次他們更加小心,決定仍以熟悉的記憶體銷售為創業主要方向。

「買記憶體再轉手拿去賣一定會賺錢,只要價格不好時不進貨,完全沒有庫存壓力,就不會有金錢損失;價格好時還可賺更多,這種生意怎會不賺錢呢!」孫大衛說。就這樣,兩人拿出最後的一點資金,在自家的車庫裡孵育出現在的金士頓來。

「別以為金士頓一開始就很風光,早期沒幾個人曉得金士頓,客戶對我們也不太有信心,」孫大衛說,別說客戶,就連他自己也不是太看好金士頓。因為當時有另一家「Kensington」公司來告他們侵犯商標,孫大衛甚至想,「要告就告吧,反正公司也做不了多久。」

也確實如此,金士頓前三年的業績都只維持在1億、2億台幣,始終無法突破。兩位創辦人追根究柢發現,他們不是美國人,要做美國人的生意還是有隔閡。

最後兩人想出「以夷制夷」之計,找老美自己人賣產品,才能打入美國市場,深入美國客戶。

■ 跨文化,給人信任就有業績

孫大衛隨即找了一位美國人擔任業務副總,希望有所突破。只是,文化認知的差異馬上浮現。

那位美國副總一出差就是住每晚上萬台幣的五星級豪華飯店。一餐更可花上300美元請客戶吃大餐;看在出門過夜只住幾十美元汽車旅館、每餐只花3美元吃牛肉麵的孫大衛眼裡,自然很不是滋味。

「員工花得比老闆還多,你氣不氣?」孫大衛說。那位老美來了六個多月,孫大衛還是無法充分信任他,「成天就是覺得他在底下搞鬼,騙我的錢。」

更誇張的是,如果不是千片以上的訂單,這位美籍副總還看不上眼。雖然每次都是帶回大訂單,也引起孫大衛與杜紀川的懷疑,「總覺得是不是在『呼弄』?」但慢慢地,出貨千片確實收到款項,業績也逐步增加,彼此瞭解對方的行為模式、做事習慣後,孫大衛與杜紀川開始信任老美,「不過這樣也花了六年的時間,」孫大衛說。

■ 打品牌,把舵給當地人去掌

很多台灣企業無法在美國或歐洲突破銷售佳績,很大的問題是無法真正融入當地的文化。「如果老闆不能到第一線與員工一起打拚,那就不可能做到國外的好生意,」孫大衛說。

許多台商以為派了高階主管前往國外市場打拚,老闆坐鎮在台灣就可以了。但是老闆往往只看到主管在國外花錢,住貴的飯店,餐餐喝紅酒。在不信任的前題下產生猜忌,老闆可能就將員工火速調回台灣嚴加看管。「故外派人員替換頻繁,永遠搞不懂當地文化的錯誤一再發生,業績當然沒起色,」孫大衛說。

金士頓不論是在美國,或是在亞洲、歐洲,都是派一級幹部前往開疆闢土,「我與John(杜紀川)甚至都常駐在當地,等上軌道後才放手,」孫大衛說,像亞太業務總部,就由相識了15年以上的陳思軻負責。

孫大衛說,台灣廠商最近討論很多的品牌國際化議題,他認為台商要在歐美市場打品牌很難,「除非老闆親自出馬,瞭解當地文化,打下基礎後交給當地人;否則要成功太難了。」

■ 做管理,人性運作高效率

除了信任當地員工外,金士頓的管理方式也很另類。「我們公司的章法就是沒有章法,就是用人性去運作,很隨性,」孫大衛說,金士頓不像個大企業,倒像是一個大家庭,全球近3000名員工相處在一起,連他自己也沒有專屬辦公室,跟大家平起平坐。「每天早上8點我就到公司上班,戴著員工名牌,沒有任何差別。」

「以前有人對我說,這套經營管理模式不會work(成功),在1億、2億美元的營業規模還可以,但增加到10億美元就不行了。結果現在都增長到30億、40億了,還是很成功,」孫大衛補充說,「就是將心比心嘛!」

對員工好,員工就會對公司好,非常簡單的道理。雖然金士頓沒有公開上市、也沒有股票選擇,但卻能讓員工流動率只有4%,比美國企業12%還低許多。

其實,金士頓的成就不在於它的營業額,而是在樹立了台灣人創業風範,雖然沒有大筆股票供員工選購,更沒有免費餐飲。

但他們兩人發自內心的對待員工及客戶,卻意外創造出這家公司另類的風範,更在1998到2002年連續五年獲得《財星》(Fortune)雜誌選為最佳福利企業(The 100 Best companies to work for)之中,唯一的台灣人企業。

台長: 台北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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