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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三書」：

張友驊《余英時寧為黑名單，不幹間諜臥底》

盧建榮《余英時與台灣學術貴族制五十年》

盧建榮《雙標余英時：浮華教主與徒眾》

 照片左起：盧建榮、黃克武、張友驊

香港是1950年代的情蒐重鎮 

1950年代的香港，是美國、英國、法國、日本、中共和國府當局情報鬥爭最激烈的區域。香港原本人口約60萬，到了1954年變成了將近180萬，暴增三倍之多。這些人口，都是因為國共內戰結束後，從大陸湧進的大批難民，所以這裡成為情報鬥爭最激烈的區域。當時的香港、曼谷和東京，號稱是全亞洲情蒐的重鎮，但香港是重中之重。因為鐵幕剛拉下不久，這中間還有細縫，中共還沒有辦法在香港立即布建，所以香港成為情報橫流之地。 

毛人鳳是保密局第一位布局香港之人，從一個工作站變成五個工作站。而余英時和毛人鳳之間，確實曾發生過一些事情。《余英時寧為黑名單，不幹間諜臥底》一書，可以說是「余英時的早節考」，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香港篇幅幾近全書四分之一，卻對情治單位與他的接觸隻字不提。究竟是誰害他以難民身份至美國？讓他在國府當局管不到的地方成了第一位海外政治犯？也是最年輕的政治犯，並下達十六年的禁錮令，不准來台。原因正是起自他和情治單位起了衝突。

 

余英時被動捲入情治漩渦中 

余英時至香港時，韓戰已經爆發。他到香港是為了探親，因為有紅區背景，在香港為黑戶，還持有返鄉證，可以回大陸。當時的香港在美國支持下，成立了第三勢力，口號是反蔣、反專制、反獨裁、反共，因此張炎元、毛人鳳等人要不斷的去蒐集第三勢力的情資。余英時因為寫稿之故，和第三勢力刊物的關係不錯，可是發表的文章並不激烈。他文筆好、速度快，每天可寫三、四千字，相當於大報記者天天的發稿量。這些都是情治單位所需工作人員的特質。當年才二十出頭的余英時，就此被情治單位盯上，想吸收培養他成為第三勢力的臥底，於是他被動捲入情治漩渦之中，只能設法周旋。 

1955年1月，錢穆為余英時爭取到深造機會，遠赴美國哈佛燕京社擔任訪問學人，簡言之就是幫他「避禍」，但中華民國護照卻申請不下來，連時任教育部長張其昀、外交部長葉公超、國防部長俞大維，都是其父余協中、其師錢穆等都幫不上忙，可見有內情。他自己說是文章賈禍，但比他文章激烈者都可申請到護照，顯見他拒絕情治單位後，得罪了高層，最後只能被迫以「無國籍人士」身分赴美。

 

禁錮令突然解除 

1971年蔣經國主政後，正式解除了余英時的禁錮令，為何選在這一年？因為費正清當時正在推動美中建交事務，而余正是費正清在美的得意高足，蔣經國意欲化解恩怨，並想透過他影響費正清。 

余英時來台探親，實為探路，蔣經國為余大開方便之門，受到高度禮遇，透過余父舊識李煥牽線，認識了瘂弦、劉國瑞、王惕吾、余紀忠等人，甚至與三軍大學校長余伯泉、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蔣緯國有往來。按理，余也應到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經濟所、民族所參訪，結果余去台大歷史系演講，行程安排很不合理。

 

〈反智論〉成名、獲選院士，學術成就名實不符 

禁制解除後，余的著作文章廣為流傳，到1975年〈反智論〉發表成名，他所寫的文章都刊載在黨國五大系統刊物中。若非當局釋出「善意」，余也無法在台灣找到盡情發揮的舞台。 

1974年更加封桂冠，獲選為最年輕院士，但他的院士提名卻是由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邢慕寰領銜，並非史語所。且他在此之前所寫著作，僅有《新亞學報》三篇論文、一本博士論文（未刊）、一本升等專著（出版）、一本論文集（出版），相當貧乏。

他留洋多年，對西方史學不僅陌生，而且霧裡看花不知所以，更未曾在英文世界遺下鉅著或傑作。他以中文發表的學術作品，刊載於台灣大報副刊上，也不符合學術慣例。《余英時與台灣學術貴族制五十年》一書，即詳述余大師學術成就經不起驗證之處。

 

孵育余家班五十年，導致學術貴族制壟斷之禍 

《雙標余英時：浮華教主與徒眾》中，提到余大師早年曾批郭沫若抄襲乃師錢穆著作，一夕之間聲名大噪。可惜他的風骨，隨著名氣越來越大，也開始變化。他與政客交往，沾染政客的惡習。余的雙手伸進史語所、近史所等，逐步干預人事、研究議題，而余氏門人也紛紛轉進學術單位掌握資源，形成門閥勢力，黨同伐異。 

他的座下門生也出現抄襲者，或利用權勢庇護抄襲者，還鼓動抄襲者興訟，大師依舊護短縱容。更有甚者，余門子弟產出貧弱，卻以分贓方式，近親繁殖，演變成學術世襲制，寡佔資源、職位和獎項，養成年青學子抱權勢者大腿的壞風氣。余大師「識人不明」，門下徒眾之雙重標準，令人惋惜。

 

左起：盧建榮、黃克武、張友驊